朱翊钧一听，当即叫起张诚问道，
“朕记得沈鲤于万历十二年冬才升任礼部尚书，其时距他任六部官不过两年，怎么现时便要引疾乞休了？上个月他上疏劝朕‘节用爱人’、‘财散民聚’，酌议减省供亿营建，朕也是好好地答了他，并没有给他甚么委屈受啊。”
万历朝重臣“乞休”之频繁，朱翊钧在现代研究明史时是见识过的，这种现象在有明一代实属罕见，甚至可以说是万历一朝的特殊产物。
总的来说，重臣乞休共有三种情形，一是疾病，二是被言，三是职业不得尽。
通俗而言，除了身体状况实在堪忧之外，乞休的重臣一般要么是在科道官那里受了弹劾，要么是在皇帝这里受了委屈。
按照明朝制度规定，受弹劾的官员应该自行请辞，但这一项制度和大明其余所有的制度一样，发展到万历朝就改变了它的初衷，成为了另一种君臣之间心照不宣的大明官场文化。
朱翊钧不大喜欢这种看起来彬彬有礼实则欲盖弥彰的官场礼节，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向来就是这样，人敬我一尺就要多敬出别人一丈，不然就显得小家子气。
而一个人得人敬时就容易忘了原则这东西，真是可悲又可怕。
张诚见皇帝没有准允沈鲤请辞的意思，忙满面堆笑地回道，
“或许是因为沈尚书当真生了病。”
朱翊钧看了张诚一眼，道，
“沈鲤好官，奈何使去？朕昔年居于东宫时，曾命诸讲官书扇，沈鲤书以魏卞兰之《太子颂》进奉，悉陈大义，甚契朕心。”
其实朱翊钧能讲出沈鲤的许多其他优秀特质，比如他屡次劝谏万历皇帝崇俭戒奢，比如他拒绝为万历皇帝购买的珠宝捐俸逢君，再比如历史上的他还曾为民请命，在黄河中下游修筑了两道“沈堤”。
但是此刻的朱翊钧却都略过这些不提，
“朕最看重沈鲤的，是他为官供职屏绝私交，不轻易与人结党。”
“当年沈鲤任庶吉士，高拱是他的座主又是他的同乡，他却从未私谒拜访；后来他在内书堂任教习，黄锦因是他的同乡送礼给他，他拒不接收。”
“张居正秉政之时，曾约沈鲤于家宅同写奏折，他却以‘国政绝于私门’之由辞之；张居正病重时，满朝文武为讨好张居正，争相为之设坛祈祷，唯沈鲤独不往。”
“如此爱惜羽毛之良臣，朕自当敬之重之，他若当真生了病，趁着范礼安还没走，朕就派洋教士给他看病去。”
张诚一愣，
“这……奴婢……”
朱翊钧很是豪迈地挥了下手，打断道，
“行了，说罢，沈鲤到底是为何要乞休？”
张诚默然片刻，最终道，
“听说他是同申时行起了龃龉。”
朱翊钧道，
“首辅处事一向得当，如何会与沈鲤有龃龉？”
张诚淡笑道，
“皇爷有所不知，这内阁权重时，群臣就会依附；内阁权轻时，群臣便会攻讦。”
朱翊钧瞥了他一眼，道，
“你这么回话，是想暗示沈鲤趋炎附势呢，还是指责申时行结党营私、排挤同侪？”
张诚低头道，
“奴婢说得是实话。”
朱翊钧笑了一下，道，
“你也巴不得沈鲤走啊？”
张诚一顿，忙跪下道，
“奴婢无有诋毁朝臣之意。”
历史上的沈鲤在礼部尚书任上确实与内阁和内官相处不睦。
最明显的一点是，沈鲤后来在万历二十九年重返朝堂，以故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之时，是在前两位内阁辅臣张位去职与赵志皋去世，以及司礼监掌印张诚被罢斥之后。
而张位与赵志皋，都是万历十九年申时行正式退休之前，由他特别举荐选拔入阁的辅臣。
沈鲤一直等到万历二十九年才重新入阁，可见当真如《明史》所言，与申时行不甚合。
“这诋毁不诋毁的，你说了不算，调了奏疏来一看便知道了。”
朱翊钧慢慢道，
“你若是现在不方便去司礼监，朕大不了就支使孙暹、陈矩、魏伸、李浚、卢受他们去拿，也是一样的。”
张诚叩头道，
“此等小事，奴婢不敢劳动皇爷，奴婢记得，近来弹劾沈鲤言辞最险恶者，乃工科左给事中陈与郊与其同官陈尚象。”
朱翊钧心中一动，道，
“陈与郊此人朕记得，万历十五年年初考察京官，主持京察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将朕刚刚下旨升迁的工部尚书何起鸣列入‘拾遗’之中。”
“于是陈与郊同时纠弹辛自修与何起鸣，顾宪成也上疏为辛自修鸣不平，批评内阁辅臣，朕便将顾宪成贬为桂阳州判官，辛自修与何起鸣二人也一并罢官，工部转由石星与曾同亨共同负责。”
张诚道，
“确有此事，据奴婢所知，陈与郊同申时行一向交好……”
朱翊钧轻轻地笑了起来，
“你不会是想说，陈与郊纠弹辛自修与何起鸣，与他如今攻讦沈鲤，都是出自申时行的授意罢？”
张诚又叩头道，
“皇爷明鉴。”
何起鸣在万历十五年被强行“拾遗”，以及辛自修的罢官的确是因申时行的干预，但是这整件事要没有张诚的参与，万历皇帝是绝不会同意当时刚刚主持完京察工作的辛自修辞官的。
而何起鸣在京察中被列入拾遗再考，也确实不算是无端被诬，因为晚明的工部尚书，大多都与内官太监十分亲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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