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礼安千恩万谢地退下了，病势沉重的朱常治还是未能获得有效诊治。
张诚见朱翊钧对着手中的鸦喙钳发怔，唯恐皇帝一时糊涂，真教四皇子按洋人的方法去放血再止血，忙开口道，
“皇爷，既然四皇子瞧完了病，就让乳母将他抱回翊坤宫罢。”
朱翊钧这时其实是陷入了一场相当激烈的思想斗争。
朱常治是肯定等不到范礼安从欧洲带回西方新式医疗方法的那一天了，毕竟历史上的朱常治一个月后就已经出现在万历皇帝的口头讣告里了。
可要是就这么无功而返地将朱常治放回翊坤宫，朱翊钧心里却更不舒坦。
这不但是因为他知道“抱回翊坤宫”就等于“回翊坤宫等死”，更是因为一旦朱常治在与范礼安面诊之后依然死去，便代表着西医，也就是现在这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手段，正式地失去了一次在大明展现其科学威力的机会。
朱翊钧当然知道这种机会在国人迷信中医的晚明是多么难得，不信且看三百年后，清末彻底破除中医迷信，还是在伍连德用西医手段根治东北大鼠疫之后呢。
而且“以身殉医”这种光荣事迹在民国名人当中相当不少见，最有名的一个，就是被西医割错了肾的梁启超。
梁启超为了让国人舍弃中医，最后甚至拖着病体撰文为西医开脱，说自己这是个别病例，中国人绝不能因此而不信任西医。
现在朱翊钧也有这么个机会，朱常治反正是要死的，死在中药里或死在手术刀下，显然是后者能造成的效果更轰动一些。
更关键的一点在于，朱翊钧这一个受过科学教育的现代人，要他眼睁睁地看着朱常治，或者说大明的所有国人继续接受中医治疗，实在是对不起他作为一个现代研究生的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同政治立场是不一样的，朱翊钧在是否要带领大明走向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上尚且犹豫不决，但是他消灭中医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
这就好比虽然曾国藩和孙中山在改革大清还是推翻大清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但是二人在彻底否定中医上的观点是一致的。
曾国藩知道儿子曾纪泽病危，依旧坚持叮嘱儿子不要去看中医，孙中山罹患肝癌，在当时的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用中药。
而朱翊钧现在的条件比曾国藩当年还要得天独厚，曾纪泽是曾国藩的亲生儿子，而万历皇帝的第四子朱常治与现代人朱翊钧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皇爷？”
张诚见皇帝沉思不语，又试着唤了一声，
“皇贵妃娘娘还在翊坤宫里等着呢。”
皇帝终于挪动了步子，他缓迈几步，走到抱着朱常治的乳母跟前，用他空着的一只手，摸了摸乳母怀中那婴孩特有的肥粉面颊，
“张诚，贵妃得知朕要让传教士面诊四哥儿后，可有说些甚么？”
张诚一愣，随即回道，
“贵妃娘娘没说甚么，皇爷做的决定，贵妃娘娘哪有不赞成的理儿呢？”
朱翊钧忽然就叹了一口气，张诚不愧是在冯保之后逆袭上位的司礼监掌印，一句话就能直戳他皇爷的肺管子，
“贵妃到底是明事理的。”
朱翊钧收回了手，用目光和朱常治进行了无声的永别，
“行了，快把四哥儿送回翊坤宫罢。”
乳母应了一声，向皇帝行了一礼，赶忙便退出了文华殿。
张诚见皇帝没有听洋人的那些鬼话将朱常治开膛破肚，也跟着松了一口气，前朝对于国本的争执他是知道得最清楚的，郑贵妃的福气在后头呢，他可不敢得罪她，
“皇爷，既然那范礼安对四皇子的病亦是一筹莫展，那这些西洋医书……”
朱翊钧回过身，将手中的鸦喙钳往御桌上一搁，又重新坐了下来，
“发下四夷馆推广。”
张诚道，
“可……”
朱翊钧像是知道张诚要劝他甚么，才吐出一个字就回堵道，
“洋人现在还没必要去费尽心机地害我大明。”
张诚提醒道，
“可倘或科道官得知此事，则一定会说，这佛郎机洋商既然早知日本对我大明图谋不轨，却周旋于中日之间，两面三刀，恐怕并非善类。”
朱翊钧笑道，
“范礼安若是图谋不轨，他方才就不会将尚且滞留在日本的陆若汉引荐给朕。”
“日本的事朕是知道一些的，我大明产丝绸，日本产白银，用丝绸在日本港口换取白银，要比在两广合算得多；反之，同样一件丝绸，在中国花少量白银就能买到，而在日本则要花上几倍的价格。”
“佛郎机洋商在中日两国之间充当中介，澳门的佛郎机人靠中国的生丝生意赚钱，他们盼着大明蒸蒸日上、盼着朕亲近他们都来不及，怎么会在这时候得罪朕呢？”
朱翊钧替张诚想得周到，大明要再延续三百年，五百多年加起来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能为底下人考虑得面面俱到的皇帝，
“科道官若是因此有谏言，无非是同在广东十三行有生意，怕朕赚了他们原本该赚的钱，才会想方设法地离间朕与西方传教士。”
“他们要上这种奏疏，你在司礼监则尽可以替朕拦下，实在拿不定主意地再呈给朕嘛。”
“这有的时候，利益相关比国家大义更能鼓舞人心，只要我大明还是中国的大明，是这片土地上的大明，不到万不得已，洋人是决计不会轻易与朕交恶的，这一点朕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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