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情报局和史塔西被改组成帝国中央保安局的时候，是有三个部门从中分离出来直属总参谋部的。它们分别是：
一、米乌塔特种部队，该部队被划归了凯塞林航空兵上将领导的空军，成为拟建中的空降兵的骨干；
二、情报研究处，该部门是从事外军情况分析和研究的，被划入总参谋部后改组成了军事谍报处；
三、战略欺骗处，这个部门是由赫斯曼亲自“发掘”的谍报奇才莱茵哈特.盖伦中校负责领导的。在军事情报局和史塔西改组时，这个部门也被整体划入了总参谋部，而且还得到了扩编，从战略欺骗处升级为了战略欺骗局！
而战略欺骗局的“局座”莱茵哈特.盖伦中校每天的工作当然不是亲自上电台忽悠人了。他管的事情可多了，管着7个处和1个中央指挥所。
其中7个处分别负责海军、陆军、空军、军事工业、战略物资储备、秘密武器和军事通讯等7个方面的战略忽悠工作。而中央指挥所则负责“大型综合类忽悠项目”，就是要动用各方面力量才能精心布置成的大骗局。
而这一次的皇帝加冕阅兵式，就是由这个中央指挥所负责组织的。
没错，这次大阅兵实际上就是个大骗局——实际上，大部分公开的阅兵都存在战略欺骗的成分，没有哪个国家会把自己真实的军事实力大大方方摆在外人面前。
在阅兵中展示出来的，只是各国总参谋部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
当赫斯曼和施莱彻尔到达机场的时候，身为阅兵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有个很高很阔的额头，看上去很有几分书卷气，仿佛是个学者的莱茵哈特.盖伦这个时候正在柏林郊外的一个军用机场中向几个空军的校官交待飞行线路。
“记住，不是一圈，而是五圈！按照排练时候的飞的路线反复飞……就是飞回来后不要降落，再按照规定的线路飞行，一共飞五次才能降落，绝对不能失误。知道了吗？”
“报告元帅阁下，大将阁下，”莱茵哈特.盖伦在确定了几个空军大队长都明白了飞行路线后，就向赫斯曼和施莱彻尔汇报说，“飞行线路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可以让观看阅兵的‘友邦人士’误以为我们派出了实际数量五倍的飞机参加阅兵。这样他们就会对德国强大的重型轰炸机部队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当然，这些要给英国、法国和波兰留下深刻印象的重型轰炸机也是战略欺骗的产物——飞机当然都是真的，是在空军参谋长瓦尔T.韦佛的提议下，从30年代初就开始研发的新型四发重型轰炸机，是用来替代著名的J.28H型（就是当年苏联人用来吓唬日本人的“BT快递”BT-1重型轰炸机）四发重型轰炸机的。
根据空军的要求，新式重型轰炸机应当可以携带至少5吨炸弹从德国本土起飞轰炸不列颠岛和法兰西全境！
也就是说，德国空军的新式重型轰炸机有效的作战半径必须高于1000公里。而且为了有效突破英法的防空，新式重型轰炸机还需要拥有夜间航行能力和高空轰炸能力——而对“高空”、“夜航”两项性能要求是为了避免地面火力和敌机拦截。
这和这个时空的德国空军在突破《凡尔赛条约》前所秉承的“轰炸吓阻战略”有关。当时德国陆军兵力薄弱，只能对全面入侵的敌人采取迟滞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唯一自卫的办法只有用远程轰炸机对敌方大城市进行狂轰滥炸，以迫使其求和。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自卫方法”。不过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却非常流行。当时意大利将军杜黑提出了“空军制胜论”，认为未来战争会出现陆军困于堑壕防线而靠空军轰炸敌方城市取胜的模式。
而1928年发生在苏日之间的“BT来访事件”，又让各国认识到了战略轰炸的重要性。于是“轰炸吓阻战略”就被德军继续沿用，一直到德国恢复军备。
到了德国恢复军备后的1932年，当时的德国空军觉得J.28性能落后，升级空间也有限，需要研制新型轰炸机以确保继续执行“轰炸吓阻战略”。
于是研发新型重型轰炸机的任务就交给了当时在民用航空领域如日中天的福克公司、容克公司和多尼尔公司。
在1935年到1936年间，福克公司、容克公司和多尼尔公司先后拿出了各自设计的产品，福克公司的福克F.36，容克公司的Ju.89和多尼尔公司的Do.19.
但是其中性能最优的福克F.36却没有出现在此次阅兵之中——这款采用了上单翼、双垂尾、前三点式起落架布局，拥有坚固机身和强大自卫火力，装备4台采用涡轮增压技术的BMW700系列发动机，完全可以应付高空轰炸任务的重型轰炸机其实才是“新型重型轰炸机招标”的真正赢家，得到了最多的订单。
而容克公司和多尼尔公司为了达到空军要求的“高空性能”，选用了性能不是很出众的尤莫公司的液冷式发动机。结果就是让Ju.89和Do.19的空重和起飞全重都远远比不上安装了涡轮增压的空冷式发动机的福克F.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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