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31日，电影《东亚之光》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映。那时，刚过去半年的“大隧道惨案”的阴影还萦绕在重庆市民心头。但那天，很多市民纷纷拥进影院。吸引市民进影院的原因，是该片主要演员均由日本战俘饰演，他们现身说法，倾诉亲身经历，传播反战思想，从而松懈侵华日军的斗志。这部影片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出品，片长六十分钟。影片高潮迭起，结束时，伴随着剧中人物山本、高桥等高喊“中日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军阀”、“中日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现场观众齐声应和，山城震动。《东亚之光》创造了中外战争影片史上的空前奇迹。
全面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时，这样一部电影，这样一种激情，是那个时代的特别表达。这部电影的编导正是来自台湾的何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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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时，何非光正兴致勃勃地走在他那如旭日初升的电影路上。
何非光对电影有着特别的情感，从小就喜欢看电影，长大后唯一的嗜好便是看电影。出生在台湾，不甘心当“清国奴”的何非光，人生的第一个挫折，就与日本殖民当局有关。十六岁那年，他参加了“台湾演剧会”，并在该会编排的话剧《乌暗》中扮演日本警察。《乌暗》是一部三幕台湾话剧，描述了台湾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从筹备、排练到演出，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原准备在台中“乐舞台”演出三天，但仅演出了一场，就被日本殖民警察局禁演。“台湾演剧会”被列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何非光也因此被列入“不良少年”的黑名单。
何非光
异族凌辱下的无奈和屈辱，让深具反叛天性的何非光无法忍受，他寻求民族自尊的精神渴求越来越迫切。几经周折，他只身来到上海，在一家诊所当学徒。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演了一次电影拍摄，从此竟一发而不可收地走上了职业电影人的道路。随着《除夕》《恶邻》《泪痕》《体育皇后》《昏狂》等电影的上映，何非光从一个影坛新人，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到《母性之光》，何非光已是小有名气的“反派小生”，报端评价他的演技“恰如其分”。1934年是何非光风光的一年，他在电影《再会吧，上海》中担任第一号男主角，与阮玲玉演对手戏。他将道貌岸然的医生演得入木三分，使得看过此片的观众无不恨透了他饰演的这个衣冠禽兽。这年，何非光二十三岁，在30年代的上海影坛，以一个衣冠楚楚、西装革履的“反派小生”形象，被大众认可，甚至喜爱。
繁华的上海滩，似一片神奇的土地，成就了许多人的淘金梦，也在不经意间成就了这个台湾年轻人的梦想。如果没有战争，他的电影梦，他的人生，都会是另一种版本。但那个狼烟遍地的年代，神州大地被一片辽阔的黑暗雾霾所笼罩，血雨腥风，战火硝烟，一群比豺狼虎豹更凶残的侵略者，蹂躏着一个民族的灵肉，把中华大地践踏成一个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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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亡时刻，更能显现人性的光辉，像每一个有血性的男儿一样，何非光的生命之火，被抗战引得熊熊燃烧起来。他以“一寸胶片，一颗炮弹”的信念投身到“梦醒救国”的电影事业中。
随着国民政府内迁，上海已无宁日，一心想在电影上有所作为的何非光也失去了用武之地。他辗转来到汉口，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行营电影股”担任演员。1938年，军事委员会在汉口开拍《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等抗战影片，都需要有人饰演日本人的角色。何非光的留日经历和“反派小生”的声望，让他获得了参演机会。而何非光对日本人的短气、义气、邪气、正气、淫气等好恶习气的深刻认识，使他把角色演绎得十分到位，人物鲜活得让观众记忆犹新。何非光也由此跨入了抗战电影领域。
武汉沦陷后，何非光来到重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撤销“行营电影股”，成立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何非光得以继续演艺工作。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日本间谍》等系列抗战影片需要能讲日语的演员，一口流利日语的何非光再次发挥所长，扮演了日本浪人、间谍、日本兵等不同类型的角色，俨然是反派角色的“专业户”。
“演而优则导”，何非光也不例外。他的编导生涯源于偶然。一次，何非光翻译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文画册时，看到一幅幅真实记录日军滔天罪行的图片，一腔悲痛的怒火烧灼得他坐立不安。他要用电影来控诉战争，控诉日本人的罪行。他觉得自己需要做点什么。写吧，写出来。于是，他编写了剧本《保家乡》，讲述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肆意施暴，中国军民与日军拼死搏斗的故事。剧本写好后，居然没有一个导演愿意接拍。何非光就自告奋勇当了导演。
工作中的何非光
何非光第一次坐上了导演的位子。悲愤出精品。何非光的处女作《保家乡》正式公映后，引起轰动，大量呈现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百姓的血淋淋的镜头，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和勇气。“中苏文化协会”选其为对外宣传片，送到英、法、美、比、瑞诸国放映，驻苏大使邵力子直接把拷贝带到苏联公映，并在莫斯科连映数十天，场场满座，一千多万苏联人观看此片，可谓盛况空前。英、法两国还特地将正在内地公映的两个拷贝调运到前线，专门在军民集会时公映。《保家乡》俨然成了当时英法军民的战时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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