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胡适孤注一掷，准备充当过河卒子拼命向前时，突然接到了经济部长翁文灏连续发来的两封密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以持久，愿乘机与日本媾和。胡适忧心如焚，当即拟一长电，加急拍还。他根据自己原有的意图与新近观察的国际形势，斩钉截铁地指出：“和比战难百倍。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如此旗帜鲜明、措辞强硬的电文，令使馆工作人员大为惊骇，生怕大使“负责任太大”而不敢发出。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时刻，胡适一改昔日脸上谦谦温和的笑容，神色庄严地说：“这是我给翁咏霓的私电，不是使馆官电。”此电才得以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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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太平洋彼岸，胡适是最知名的中国人，是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但此时美国朝野上下依然弥漫着浓烈的孤立主义气息，不愿为中国卷入战争。以学者的身份担任驻美大使，胡适完全没有政客的深沉和韬略，而是以诚实和公开的态度，赢得彼国的理解和信任。
“行万里路，讲百次演”，刚一上任，他就“不务正业”赴各地演讲，因为在他看来，无关战事的演讲比直接的宣传更为有效。
为争取美国的支持，胡适的宣传演讲，上至总统府，下至各大学、饭店、咖啡馆和酒吧，到处皆可看到他充满激情的忙碌身影。当时，国民政府给他三万美元的宣传费用，他将此款全部奉还并解释说：“我的演说就是足够的宣传，不需要任何宣传费用。”
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发表了题为《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的讲演。胡大使侃侃而谈：“中国决定继续其持久全面抗战的方针。因为抗战已经真正变成‘全面的’了，敌人已经被我们诱入内地了，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我们都站在有利的地位。”为让美国朝野各界了解、同情并支持中国抗战，他在讲演中援引了1777年冬天华盛顿统率美军在福奇山谷与殖民军鏖战的生动战例：当时士兵吃不饱，赤足在雪地上行军，冻疮流出来的脓血印在洁白的积雪上……经过四年的顽强奋斗，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他说，中国此时的处境正好比华盛顿军队当年在福奇山谷的处境。他呼吁美国人站出来，阻止武器和重要军需原料继续输入日本。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真挚的情感，胡适赢得了美国听众的共鸣。
讲演后，胡适与他的康奈尔大学同学荷洛德·雷格曼律师到一位朋友家吃宵夜。其时，雷格曼兼任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法律顾问。他们同坐在一张小沙发上，胡适忽然站起来，说胸口疼痛，脸上汗如雨下。有人递过一杯白兰地，他一饮而尽。深夜，胡适睡下后，仍大汗淋漓。第二天早晨，他罕见地推辞了上午的约会。午饭后，他抱病出席了纽约中国文化协会的活动，发表题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的三十分钟讲演。回到旅馆，急请医生检查，又做了心电图，才发现心脏的一根血管受伤了，一时梗塞，凝结成一个小血块。这是非常危险的疾病，他立即被抬进了医院。医生说，或许是昨晚的那杯白兰地救了胡适的命。
胡适这一病，住了七十多天医院。远在国内的江冬秀心疼了。她请友人发电报劝丈夫辞职养病。胡适理解妻子的好意，但他不能半途而废，他在家信中开导妻子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出院后，他继续全美演讲。渐渐地，美国百姓对中国战场，由最初的全无了解、漠不关心，渐渐转变为同情与支持。第三次当选总统的罗斯福，“胆子”似乎也大起来，他不顾孤立派的干扰，在国会咨文中毅然发出“以美国生产力甘心作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的豪语，而且还有“美国供应的战争物资不必付现偿还，留待将来战后抵还即可”的建议。两个月后，正式出台《租借法案》，拨款七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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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不会有永远的朋友，永远的，或许只是利益，以及利弊权衡下的较量。
1941年9月，美日两国政府密谈中国与西南太平洋的局势，为了夹击胡适，日方居然派了两位高手——野村与来栖大使，参与谈判。胡适闻讯立即上阵应战，他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两位决策者展开攻势，防止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有损于中国的举动。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还是决定与日本妥协，无情地把中国抛弃。此时中国与日本血战已达四年，“苦撑待变”几乎达到极限，若无外力介入，后果实难预料。
美国与日本的妥协，无疑将中国推向崩溃的边缘。胡适坚决请求约见赫尔，赫尔才极不情愿地出示了临时妥协草案的美方定稿。胡适看罢，极为震怒，当场提出严正抗议。危急之中，胡适立即求见罗斯福总统，请求他出面阻止这一有害中国利益的方案，同时请求英国方面共同提出抗议。英国首相丘吉尔经过反复权衡，采纳了胡适的建议，致电罗斯福，明确反对美国在紧要转折关头与日本妥协的利己害华的做法。丘吉尔极富政治远见地指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由于英国方面与胡适的强烈反对，美国高层才决定撤销与日本的妥协方案，从而使太平洋局势彻底翻盘。
美国人却因此而最终惹恼了日本人。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得手，美国人再也不能置身事外，终被拖进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国人参战了，胡适大使的任务也“圆满”完成了。加上“太上大使”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后，处处牵制，胡适心灰意冷，萌生了去职之心。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了国民政府免去他驻美大使职务的电报，他斜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当晚10时，他回电国民政府：“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交卸完差事后，胡适提着自己的简单行李，黯然离开华盛顿官邸“双橡园”，结束了四年“过河卒子过洋来”的大使生涯。此后，他又来到纽约，过上大学教书与研究学问的寓公生活，一干就是四年。
1946年6月5日，一个炎热的夏日，胡适健步登上回国的客轮，在太平洋激荡的清风绿浪中，离开纽约回家了。在那天的日记中，他写道：“下午三点开船。此次留美国，凡八年八个月。别了，美国！别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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