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胡适结束在美国近十个月的“国民外交”活动，前往英法等国演讲游说支持中国抗战。20日下午，他在巴黎突然收到一封从纽约转来的急电。蒋介石敦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取代将要卸任的王正廷。危急无援中，蒋介石想利用胡适在欧美诸国的文化学术声誉，借以一新耳目，改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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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电报让胡适一时陷入极度的矛盾和迷惘中。
一年前，上海战事正酣，蒋介石渴望在外交上能得到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特别需要美国政府“拉兄弟一把”，决定委派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民间外交。没想到，胡适却情绪化地谢绝：“战事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说客一个个无功而返。胡适的无动于衷和铁石心肠，急坏了他的学生傅斯年，那么大块头的一个人，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去了，为了抗日……”胡适不感动都不行，拍着傅斯年肥胖的后背安慰道：“我答应去，政府的安排属于‘战时征调’，我要无条件服从。”师生二人破涕为笑。很快，胡适以学者身份离开即将血战的首都南京，急赴欧美“求援”。
胡适
走出书斋飞到美国后，“民间大使”胡适开始了他的演说求援之旅。一飞抵旧金山，简单午餐后，他便去大中华戏院发表讲演，题目是《算盘要打最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三天后，他又在联邦俱乐部发表题为《中国能赢吗？》的演说。到达华盛顿后，他和王正廷大使同去拜访罗斯福总统。他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友罗斯福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中国军队能否坚持过冬？”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智的眼光判断是非！”临别时，罗斯福紧紧握住胡适的手，嘱咐他不要着急，态度极为诚恳。
以非正式使节出使欧美期间，为国家办差，自然有经费开支，但胡适凡事节俭，住最便宜的旅馆，从不乱花一分钱。他几乎拒绝一切娱乐活动。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他说：“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到纽约，都顾不上照应。”“国家在破败状态，我们应该自己慎重，不可让人因我们而讪笑我们这民族全无心肝。”他拒绝美国好几所大学的高薪聘请，因国难当头，他无法内心平静地在海外过舒服的日子，这样良心上过不去。他整日忧心忡忡，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殃，不知何日得了。他只能尽己所能，勉力奔走，为国效劳。他的演讲、游说一直持续着，到第二年7月，他已走遍美加两国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
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向罗斯福呈交中美友好万人签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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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蒋介石的任职电报后，胡适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痛苦的抉择中。整整一个星期，他心绪烦乱，整夜整夜地失眠。做食俸禄的驻美大使高官，那可是件承颜候色、俯仰由人的差事。胡适一向爱惜羽毛，曾许诺士林，不入政界，不愿为官。他更担心加入政府后，难免成为“政府的尾巴”，政府也失去了“诤友”。他甚至拟好了坚辞大使职位的回电。
但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热血爱国知识分子，又怎么能将清名虚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虽然此前，他创办《独立评论》，狠批蒋介石一党独裁，但在他眼中，党不能代替国家。在纠结挣扎中，驻法大使顾维钧和驻英大使郭泰祺等一批好友相继来电劝说，就连行政院长孔祥熙也打来电报：“介公及弟甚愿借重长才，大使一职，拟由吾兄见屈。”直到7月26日深夜，他终于咬咬牙，狠下心来，修改电文，接受任命。电文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唯自审二十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生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同时，他又给妻子江冬秀去信，因为他的小脚女人有大智慧，一直不愿夫婿觅封侯。他推心置腹地对妻子说：“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在国家最危急的时期，胡适被“逼上梁山”，做了大使，住进美国“双橡园”大使馆官邸。
此时，中国进入了抗战最艰难危急的时刻，但蒋介石依旧咬紧牙关苦撑待变。当时，中国已经历了一年多的血战，华北、华中、华南共十三个省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百四十多座城市沦于敌手，所有出海口通通被日军占领，中国正在大出血中走向死亡。胡适出任大使不久，武汉会战进入尾声，百万国军即将全面溃退。消息传到美国，胡适召集大使馆人员沉重而坚定地说道：“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责守，我们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两天后，胡适等来了美国的首笔贷款——“桐油贷款”。胡适感慨良多，他再三强调：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笔钱对于中国真有救命与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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