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此事、并一样的义愤填膺的，还有一人，那就是因为突击营的关系而一直默默关注着陈一白的蒋百里。
本来按照隶属关系，甚至是严格的内保条例，蒋百里是无权过问此事的。
但蒋百里是何人，狂人一个，加之一直都在最高层游走，上上下下哪个敢不高看他一眼？倘若他不过问，但人家找上门来找他过问，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西安事变原因，何应钦与老蒋关系，再也不复黄埔与北伐时期的所谓“蒋何时代”，但因其多年的钻营好培植个人势力，其影响力却依然还是很庞大。而陈一白当年因身处事变最机要所在，一直为何应钦所提防。
所以，当无聊的英国佬华伯顿将一纸诉状送到面前，何应钦岂有不如获至宝的道理，当即提笔批示详查。
陈一白开完成都情报检讨会议，公文很快以当局最高行政方式送到了他的手中，无奈之余，陈一白只好以私人身份，先行提着大批礼物登门拜访华伯顿在重庆的官邸。
谁知，华伯顿不仅没有因此感受到中国人的善意，而且在获知陈一白即将来面见之后，定然反常地大举邀请了很多相关方面以及有关人员参与会谈，并在会谈中散发写着一条条所谓陈一白及其部属违规之状，公开向陈一白发难。
其实，华伯顿指责陈一白及其东南亚情报组最大的罪责，不过就是私自携带了一份密级文件而已。
蒋百里因为身处高位，自然提前获知了内情，当即派人传话给陈一白道：
“华伯顿氏，不过一没落帝国没落民族之一没落走狗，在我华夏陪都仍自吠吠，殊不知他们的军队如今在缅甸正受我军队庇护？且不要退随，你部乃总裁钦点派赴在外特殊机要，又与突击营大有干系，怕他何来，他要咬，要嘶吼，就与他见个真章，收拾不了他，我蒋百里亲自上。”
果然，华伯顿在大发厥词之后，继而以非外交人员不得携带文件之国际惯例，盛气凌人地要求陈一白转饬所属东南亚情报组有关人员，以后要详加注意，并指手划脚地道：
“此事并不难做，只要你们严格按照我方所划定的范围，读熟读懂我方的情报工作手册，此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纰漏。”
陈一白微微一笑，见其所邀人员中多有牛津、剑桥等前香港英陆军总部之空军情报承办员，随即娓娓道来：
“华伯顿先生，我部与贵方合作为情报而非技术，关于这点，你不会有什么异议吧。既然如此，依照双方乃至盟国合作条例，所应交换，为情报资料而非技术资料。而近日迭闻印度上空，有敌机被贵国空军击落，不知可有此事？”
“如果属实，我想请教的是，但敌俘口供及敌俘档等情报资料，却为何始终未见贵方交换，此应请转知贵国驻印空军当局注意。”
“至于贵方需要我方交换技术资料，或派人指导贵方工作，我部迄未奉到上级命令，印队自难照办。而我外交人员方可携带档一节，乃系两国互惠性质。今印队人员全为单面协助贵方空军作战，则其关系远在两国互惠之上，似应更予优待。”
陈一白说到这里，立刻调转话头对着英方牛津、剑桥体系情报人员，毫不客气地来了一句：
“前在香港工作人员於香港沦陷後，潜伏甚久，艰险异常，卒有同志一人殉难，希望贵方对我印队人员，妥为保护，多予便利。”
这一幕舌战群儒的好戏，被庞华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直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陈一白，好一个陈一白。
谁说民国无儿男，陈一白就是一个。所以，当年7月之后，陈一白果断地关闭了印度、印尼两处情报组，停止了与英国人在该地区的合作，华伯顿最后被撤职查办。
搞笑的是，飞虎队的陈纳德后来听说此事后，竟然费尽周折，好不容易将电话周转到了重庆，点名要那个华伯顿接电话。
很可惜，这时的华伯顿早已坐上了回国的班机。
一场“老大训斥小弟”的好戏，就这样还没上演就结束了。
在抗战最危急关头，被老蒋东征西调的陈一白，最终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中国远征军的事务上，并长期隐蔽在香港指挥东南亚我空军地下工作。在重庆的空军前敌总司令部尚无其他得力干将接办时，陈一白在香港、昆明以及重庆等多地往返，大力扩展情报之计划，筹组新的机构，并作新的情报部署，并成功地于1943将国内属下地下工作部门进行了一番大合并，成立了后来闻名遐迩的空军前敌总司令部电讯监察总台。
然而正是在陈一白战功着著之时，小鬼子多个情报组织也盯上了他，尤其是上海的木村组，在数年的追踪中，使得陈一白的个人处境乃至家庭身处险境。
后来因国内小组出现叛徒，陈一白的夫人及子女不幸蒙难。
即使如此，陈一白在香港的情报工作，却从未有过一天消极低迷。
现在，孟遥要像将一种病毒种植到美日联合舰队中去，这个“播种者”的角色，自然就落在了陈一白头上。
中途岛海战于1942年6月4日正式开打，并一举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场重要战役。美国海军不仅在此战役中，成功地击退了日本海军对中途环礁的攻击，还因为对山本五十六联合舰队的歼灭性打击，从而得到了太平洋战区的主动权，所以这场仗可说是太平洋战区、乃至整个二战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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