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一个集体又怎么可能不存在矛盾，只是有些集体在某些时候矛盾并不是那么尖锐，或是该集体的领导者有那个能力压下罢了。
越是环境艰难，一个集体的矛盾越是容易爆发，那时候就该是一副群魔乱舞的模样，齐国宗室本身就不是那么和谐，田儋、田假、田安都有足够的资格成为齐王，在复国之后关于该由谁成为大王就存在争议。
田儋会成为齐王那是因为得到田荣和田横两个同胞兄弟的鼎力支持，恰恰田荣和田横在复国时也是实力最强的宗室，不然齐王会是谁可还说不一定。
本来就因为谁成为大王心有芥蒂，在齐国复国之后最强盛的时候田氏宗室内部就不是多么和谐，现在情势变得那么糟糕，可想而知关于不应该立田儋的言论肯定是变得非常有市场。
汉国北上之后不是平推攻势，是一种点线突破四处开花的战争模式，齐国各个郡县相续沦陷其实从某些程度上帮了齐王田儋一点小忙。
为什么？很简单的道理咯，若是汉军推进缓慢又不是四处开花，临淄城内绝对不会有那么多的宗室成员，这些宗室早该跑到地方搅东搅西，原本的历史上不正是这般模样吗？
秦国发生那样的事情也不是怎么出乎意外，这个帝国曾经一度站在了最高的角度，可是内部的问题也因为自己“玩脱了”被无限放大。
原本历史上的秦国外部环境可要比现在好上至少二十倍，可是仅是因为有一个赵高在兴风作浪，各郡县许多是连抵抗都没有直接沦陷，更多干脆就是加入到造反的行列。另外，南下远征的数十万南疆军团在国家有难的时候自己摧毁道路选择冷眼旁观，另一支主力长城军团也是与中枢谈妥了条件才姗姗来迟地南下救场，秦地秦人漠视国家灭亡更是充满了离奇。
很多事情真的不是用常理就能说得清楚，通古斯野猪皮以数十万人入主并统治足有两亿人口的华夏就属于这么回事，对比起来秦末所发生的那么多事情还算是在“常理”之内。
秦国的崩溃瓦解有理可循，扶苏很清楚是因为什么，里面的有太多的原因，只是突然间就那么爆发出来罢了。
“共将军有什么话，现在可以说了。”扶苏对面曲膝跪坐的是共尉，他们俩已经谈了有一会，刚才蒙毅还在，蒙毅离开之后扶苏才开口问。
本来秦国还能有所作为，那当然是建立在扶苏能说服各系既得利益者将利益重新分配的前提之下，用利益重新分配来团结起秦国所有能动用的力量，可是他不但在众臣之间四处碰壁，连带宗室内部都难以形成足够的威望，利益重新分配自然就是没戏了。
扶苏没有足够的威望是始皇帝酿下的苦果，事实上因为始皇帝对宗室的压制，也一直长久没有册立太子，众公子之中真的难以有谁能够累积起威望来。
始皇帝为什么会这么干？那自然是有他的原因，这种做法也不是从嬴政这一代才开始。
若是了解秦国历史不难发现自秦孝公赢渠梁开始秦国宗室就开始走向弱化趋势，然后到了秦昭襄王嬴稷时代之后，秦国的宗室就充斥满了楚系的人，秦孝文王嬴柱接位之后秦国走了一段时间的下坡路，那都是因为芈氏（魏姓）、熊氏这些人牵扯了太多秦国的精力，一直到秦庄襄王嬴楚时期秦国的朝堂要职都是掌握在楚系的手中，到了嬴政登基之后都依然是这种状况。
秦孝文王嬴柱是一直有意地在让出王室的利益培养从山东来的山东系，那是为了扭转秦国朝堂被楚系霸占的现状，可是耐不住王后就是芈氏（既是华阳），因此在秦孝文王嬴柱这一代秦国也“玩脱了”，王室赢姓让出利益是培养了一些山东系的臣子，但是在楚系的压制下山东系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
嬴政成为秦王的前几年没什么存在感，那是吕不韦的时代，吕不韦在秦庄襄王嬴楚依靠灵活的政治手腕总算是削弱了一些楚系的势力，但是从根本上也依旧改变不大，毕竟楚系有当时的华阳太后这尊大神压阵。
真正改变秦国朝堂格局的是在秦王政八年（公元前二三九年）的成蛟叛乱，这一场叛乱恩怨纠葛非常多，关于成蛟窥视王位所以才发动叛乱这一说法很难站得住脚，有因可循的更多是楚系面对老秦人一系在寻求权力的时候做出的反扑。
就是在成蛟叛乱这一事件中，老秦人一系展开了自商鞅变法之后最凶猛的反扑，当时的利益既得者楚系怎么能容老秦人一系反扑成功，所有的纠葛也就引发了成蛟的叛乱事件，牵扯进去的却是王室、楚系、老秦人一系、山东一系，几方以成蛟叛乱作为舞台在政治上进行博弈、在战场上进行厮杀。
老秦人一系的反扑给予了楚系一些重创，但是捡便宜的却是一直到看清楚局势后才加入角逐的山东一系，其中就是以吕不韦这一系得利最大，后面也才有在楚系虚弱之后的吕不韦权倾朝野，可是吕不韦所谓的权倾朝野却是极为不稳，在往后的日子里吕不韦也才被逼辞官，然后又在返乡的路上被一杯毒酒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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