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九，乡试第一场正式开考，这意味着大明乡试正式拉开了帷幕。
按照考试的流程：
第一场考“四书”和“五经”，“四书”的考题也就是俗称的八股文；
第二场考论、判、诏、诰、章和表，也就是公文写作；
第三场考策论，就是考察士子的政治能力。
每场考卷考试当天下发。
由于乡试三场中第一场是八股文，故而八股文也被称做科举的敲门砖，但这并不意味着士子们只学八股，毕竟乡试还有后面两场，如果考得太糟糕的话也会被刷下来。
故而，平日里那些读书人更多的精力是花在熟读各种书籍以增加自身知识，以及遍交天下朋友以臻进个人修养上，平时的习作也多是练习拟写诏书、奏章这些公文上，而并不是八股文。
毕竟八股文只是一种科举考试的格式而已，只要自身修养和才识得以丰富那么届时自然就能写出一手好文章来。
李宏宇拿到第一场的考卷一看，上面列了三道从《论语》、《中庸》和《孟子》中选的题目，以及五道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中选的题目。
“四书”之所以有三道题，是因为在乡试时并不是每门都考，通常选取三门来出题，一般是《论语》、《中庸》和《孟子》的组合，《大学》由于字数少故而考官都不喜欢从中出题。
无论是三道“四书”题还是五道“五经”题，考生不需要全部作答，只需从中各选一道答题即可。
其中“四书”题的试卷行文要按照严格的八股文的程式，答题内容和行文格式不得有任何的违制。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明朝“四书”是必学的科目，但“五经”并非都要学习，士子们只需选“五经”中的一门作为自己的本经来学习即可。
因此，“五经”中就出现了热门科目和冷门科目，其中《诗经》、《尚书》、《易经》三门为热门科目，学习人数较多，而《礼记》和《春秋》为冷门科目，学习人数较少。
由于“五经”是专门之学，所以明朝就出现了一些科举世家拥有家传的经学，即经学世家，并向所在地域扩散。
例如常熟的《诗经》、余姚的《礼记》、苏州的《易经》以及会稽的《春秋》，在当时都非常有名。
“五经”既然是选学的科目，那么它就比“四书”更有自由性，往往有人因其所选本经学习不佳而更换学“五经”中其他的科目作为自己的本经。
正是因为考生们对“五经”的侧重不同，故而考生的卷子会依照其选取作答的“五经”题目进行归类，这样一来就考卷分为五类，每一类对应“五经”中的一门，然后由相应的房考，也就是批卷官进行批阅。
考虑到“五经”中的热门和冷门，每门批卷官的数量并不一样。
通常《诗经》最多，有五房批卷官；《易经》和《尚书》其次，各四房批卷官；《春秋》和《礼记》最少，各二房批卷官。
乡试排名的时候，为了照顾到学习不同“五经”科目的考生，首先从把“五经”试题中每一门作答文章最好的人挑出来，五经更占其一，这样一来就有五个人，号称“五经魁”，也就是大明乡试“五经取士”的由来。
这五人将是乡试的前五名，其中最优秀者就是乡试的解元，因为不同的“五经”文章间很难比较高下，故而这个时候就要看“四书”题目的优劣，也就是考验考生们八股文的能力。
至于五人后面的排名，则根据三场考试的综合情形来定夺，其中第一场考试的成绩，尤其是八股文所占的比重最大。
按照乡试的规定，乡试前六名可以免考接下来的由举人应试的选拔考试，直接获得前往京城考会试的资格，故而乡试前六名的争夺异常激烈。
对于那些成绩优异的考生，自然奔着“五经魁”而去，一旦成为“五经魁”不仅可以在乡试中名列前茅，还能直接去京城赶考不必在参加选拔考试，同时这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以后向外人介绍身份的时候可以称“经魁”，可谓是举人中的佼佼者。
不过，如果所选本经的竞争对手太强，那么有人会退而求其次选择第二拿手的那一经来应考。
以湖广考生为例，方云擅长《易经》，沈伯诚擅长《诗经》，杨仁孝擅长《尚书》，三人所选都可谓是当前的热门。
其实红，方云和杨仁孝都明智地避开了最热门的《诗经》，毕竟选《诗经》为本经的人最多，竞争也最为激烈，故而不如退而求其次选别的科目，以冲进“五经魁”为重。
李宏宇则无所谓，他当年在学校对“五经”的研究并没有分主次，而以前“小李宏宇”选择《易经》作为本经，按理说他应该作答《易经》的题目，不过如此一来就要跟方云正面较量。
由于方云和沈伯诚、杨仁孝在湖广生员围困武昌卫的时候帮了李宏宇，故而李宏宇不好跟三人相争，于是准备选冷门的《春秋》题目作答。
而赵欣跟李宏宇遇到了一样的困扰，毕竟围困武昌卫是她发起的，她也不方便跟方云、沈伯诚和杨仁孝相争，故而跟李宏宇商议后选择另外一个冷门《礼记》的题目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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