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五百零四章咆哮御前
蔡卞关切地问道：“兄长可是上酒了？”
蔡京脸色惨白：“这最后一句，弟弟听人念过？”
蔡卞有些讶异：“没有啊，这不是诗兴所至，随手而为吗？怎么，兄长见人写过？谁呀？世间竟有这般巧合？”
蔡京赶紧掩饰：“呵呵，不是，愚兄只是觉得这是曹操评价吕布的典故，不好。”
蔡卞笑道：“子由上书论吕惠卿，以吕布比之，不是刚好合典了吗？”
蔡京这才心神安稳了下来，也是，那人就算再神奇，也不至于刺探得到自己内心最深处偶尔出现的想法，还能通过自己弟弟之手宣扬出来。
送醉醺醺的蔡卞上了去登州的使节船，蔡京回到亭子，从仆人手中取过诗稿，挑出这一张来看了又看，终于，将之投入到温酒的火炉当中。
莫学饥鹰饱便飞！
这是自己当年费尽心机与苏油搭上线，表露出投靠之意的时候，他私下给自己第一封信里边，唯一的一句话！
《蜀中杂记》：
“元祐初，时司马光奏复差役法，既得旨，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两县差一千馀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
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
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
然后五日，京复入白光：‘开封、成都、杭扬，差免其实无别，乃钱粮丰足故也。而三地之外，非京所知。’
众乃知前卜，非其实也。”
迩英阁，三省、枢密重臣正在商议废除免役和复行差役的利弊。
司马光强支病体：“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为改更，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
章惇抖着司马光的奏章，将司马光疏奏当中的条文一一予以了驳斥，渐渐开始暴脾气发作，疾言厉色起来。
吕公著已经被蔡京在开封的治迹动摇，现在连他都说不好到底是差役法好还是免役法好，奏道：“司马君实所建明，如今看来，大意已善，然其间不无疏略。”
“而章惇言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不顾朝廷大体。”
不知为何，章惇脑海里泛起了苏油那可恶的讥笑面容，终于深吸一口气，退后一步：“臣性直急，然绝非出于不平之气。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之害。但是役法，从熙宁初年便以雇代差，仅仅因为行之太速，故有今日之弊。”
“而今复以差代雇，当然应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不是比熙宁初行募役法更加急迫吗？其弊将益甚矣。章惇乞太皇太后，陛下熟议之，未可仓促。”
高滔滔问道：“其余官员，有关于役法的建议吗？”
司马光说道：“前几日苏轼来看望老臣，也议及役法。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
“免役之害，在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则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故二法的弊端、轻重和危害，差不多是一样的。”
“臣便问他的意见是什么。他说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
“从那时候起，国家变成民不知兵，兵不知民；民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民。”
“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也不可更改。”
“苏轼以为，而今免役之法也与之类似。完成差役，需要专业的队伍，认为臣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范纯仁与臣素厚，也曾经劝说过老臣，认为所谓治道，去其太甚者即可。”
“还说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必将滋为民病。”
“还说宰执职在求人，变法非所先。要臣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说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
“他的建议，是议或难回，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究竟。”
“然臣以为，为陛下去除恶政，安养人民，正是宰执之责任！”
“臣也自信，非谄谀之徒可以动摇。”
“臣更深信，若有一念可以利国为民，何论官职高下？为何谋不得从己出？”
“臣之坚持，自有自己的理由。”
“因为臣认为，免役之害尤甚于差役。绝非如苏轼所言，其弊相同。”
“因为即便如苏轼所言，行免役之法，聚敛于上，导致州府有钱荒之患，其危害也远比民不得专力于农，吏胥缘以为奸要重！”
“钱荒之患，朝廷尚可调补解决，而吏治败坏为奸，残暴以取民，民同样不得安业，甚至被驱为盗，更胜于猛虎洪涛！”
“行差役之法，有官司提举专责，有法令绳系，官员不得放肆。”
“不至如雇令豪滑为之，取之时尽锱铢，用之际如泥沙，只肥了贪官豪强，而事终不成，役终不绝！”
“恰恰相反！”章惇立刻表示这话不对：“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
“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致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
“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可免执役之苦。”
“但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
“臣闻多有附从司马公者，而子瞻独以实告，令司马公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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