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沥川送到门口时，天空下着小雨。他的脖子上有几道抓痕，是我愤怒时留下的印记。想到沥川贫血，伤口不容易好，我心里有些后悔，又暗自狡辩。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对他放肆，狠就狠点吧。
我像往常那样对着穿衣镜帮他整理好领带，假惺惺地叮嘱道：“上班的时候记得穿高领毛衣，不然人家要笑你啦。”
“……”拒绝回答。
我假装观察他的伤口，趁机转移话题：“你的贫血很严重吗？为什么每次流血，你哥会那样紧张？”
“不严重，他是怕我感染。”
“你很容易感染吗？”
“不容易。”他双唇紧闭，话题到此为止。关于他的身体、他的病，沥川的回答永远是似是而非，不得要领。
出了门，他站在台阶上，又说：“以后不要每月寄钱给那个律师了，你知道我不缺这个钱。”
“我也不缺这个钱。”
“北京的消费水平很高，你的工资也不算高。”
“同行里我算高的，我很满足。”
“小秋，”他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我能让你幸福，我会努力，不放过任何机会。可是，我不能，所以……我退出。没想到我竟然耽误了你那么久……很对不起。”
我在心里抓狂了。沥川回来不到一个月，居然三番五次地和我慎重分手，最煽情的言情剧也就搞一回两回，受不了，真是受不了！
“你什么地方不能了？刚才不是挺正常的吗？”我瞪大眼睛看着他，“再说，就算你不能了，我也不在乎，大不了以后改邪归正做良家妇女。”
某人悚然，一脸黑线。
我趁机又问：“沥川，究竟出了什么事？”
他的眼中浮出淡淡的雾，迷蒙的，湿润的，像雨中的远山。他将视线从我的脸上移开，看手表：“没事，我得走了。”
每次看见沥川这样的眼神，我的心就彻底软掉了。和沥川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把他当作常人看，只有我知道他活得多么不容易。需要花掉常人三倍的体力来走路这事儿就不说了，为了增强骨质，每天早上醒来，沥川还要吃一种白色的药丸。为了防止刺激食道，吃药的同时，必须喝下满满一大杯白水。
吃完药后，必须保持站立三十分钟，不能躺下来，不然就会有严重的副作用。
除了熬夜画图之外，沥川大多时候起得比我早，所以我也没怎么见过他吃药的样子。只有一次，他吃完药后，立即头痛恶心，人已经摇摇欲坠了，却说什么也不肯躺下来。我只好扶着他，陪他一起老老实实地靠墙站了三十分钟。
站完了沥川还向我道歉，说不该为这事麻烦我。
Google告诉我，沥川在离开我的头三年里，没有参加任何公开活动。甚至他的设计得了奖，都不出席颁奖大会。之后，网络上偶有他的消息，比如主持设计了几个欧洲的项目，多半集中在瑞士，和他往日的工作量无法相比。
沥川开始全面恢复工作是最近一年的事情。而我见到他时，除了看上去有些消瘦之外，他没有显著变化，不像是大病一场的样子。
空气很冷，我抽了一下鼻子，将涌到眼里的委屈吸了回去。
好不容易和沥川在一起，除了争吵还是争吵。沥川说什么也不肯告诉我实情。
也许，真的是缘分尽了吧。
去K街的咖啡馆是沥川开的车。
在车上，我告诉他，我的确move on了。我在这里有三个约会。
路上沥川一直不发表评论，快到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说：“你男的女的都date（约会）吗？”“试试看呗。也许我的性向有问题。艾玛怀疑我是拉拉。”
“你……你怎么会是？”他窘到了。
“或者，双性恋？”我加了一句。
“别胡闹，你的性向没问题。”
“那就是你的性向有问题，你是Gay。你哥哥是，你也是。”——有好长一段时间，对于沥川的离开，我唯一可以接受的理由是沥川是Gay，因为霁川是Gay。而且在认识我之前，沥川是“狼欢”的常客，那其实是个著名的Gay吧。
沥川一点也不避讳和我聊起狼欢的事，说那里的咖啡上等，酒好喝，艺术界的人士很多，和他谈得来的有好几个，他对Gay的团体有一种亲切的同情心。
“我的性向没问题，”他再次声明，“你知道我没问题。”
“既然我们都没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又来了，是的，我老调重弹。
不是病，不是Gay，不是性无能，又没有别的女人，可能性一点一点地被排除。
还剩下什么？父母不同意（貌似他的家人全怕他）？是安全局里备了案的间谍（就凭他的中文水平）？被外星人劫持过（不能挑健康点的品种吗）？或者，我们不能结婚，因为我们是兄妹（血型完全不同）？都不像啊！想破脑袋也想不通啊。
沥川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正待发作。汽车“吱”的一声刹住了，差点闯了红灯。
然后，剩下的路，无论我怎么胡搅蛮缠，他都专心开车，一言不发。
到了咖啡馆，他下来，表情漠然地替我拉开车门。我穿上大衣，从包里拿出那条René送我的围巾，戴在脖子上。我好奇心太强，想知道René为什么不让我在沥川面前戴这条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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