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让他的经略判官，送来了西海中岛上龙城戍，出产一群十多匹的龙驹；后者则由亲属小部落，驱赶来了数百匹产于湟水上游的湟源骏马，为换乘代步之用。
就这么一路走走停停，当我踏入姑臧大草原，故地重游的时候，已经是芳草纷飞的初夏了。
第二次盛大的欢迎仪式，则是在我们进入兰州地界，遇到陇右都督兼节度副使卫伯玉的行帐之后，作为岭西行台中，仅次于高适的第二大山头，卫伯玉所代表的陇西派，同样有成千上万的健儿，活跃在岭西军中。
因此这次班师回朝，同样有两千多名将士，得以就地归遣探乡，一时间各种笑声和泪水，同时洋溢在城外军营的暂别欢宴中，长达半年到一年的休假，他们将在家人和妻儿的环抱中，洗去心灵的征尘和集聚的疲惫。
随着踏入国内的步伐，与都城的距离逐步缩短，各种前期收集的消息，也随着蛰伏已久的各种渠道和途径一点点的复苏，如潮水一样聚拢起来，当然里面有多少是真正有用的，或是九真一假用来混淆耳目的，还不好说，
毕竟我离开的这段时间可不短，作为众所觊觎的权力中枢，可不会留下太久的空白，这对忠诚、执着和操守，是一种最好的考验。
毕竟指望人走茶不凉这种事情太过不切实际了，靠本身不知道能够维持多久的感恩心态，和人们所谓自发觉悟，来确保人不再政不息，那是一种奢望，
还不如靠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利益循环体系来保证，如果仅仅通过约定俗成的习惯来维护这个体系，就可以保证自己的利益，那么一个初始的利益阶层也就自然形成了。。
但是这种循环必须加以约束和制约，才能处于良性的轨道上。
这些年征战在外，所有的资源重点保障出征之后，对地方上府兵营屯体系的监察和管控有所放松，一些无序膨胀的问题和弊端也被积累起来，另一方面则是政策执行上的偏差。
比如：原本为了防止地方官府在正赋和徭役外，滥加盘剥和支派，而建立的傍户投寄制度，被有些滥用开来，收纳的不再是那些贫民小户，。
许多地方大户和宗族，也想办法摇身一变托产投名其中，然后用姻亲或是金钱勾结军屯庄的管理层，利用军屯庄本身所代表的地方产业体系和军队背景，来对抗当地官府的政令和征税，乃至籍以隐瞒和脱逃正当的税赋，或是变成作奸犯科之徒，花钱隐匿身份的所在。
某些关内设置的老庄子，蜕变之快，令人触目惊心，但是这些减少的税赋和徭役，是不可能凭空消失的，于是就被分摊到其他普通百姓身上，然后只要有心人一煽动，矛头就自然对准着了这些接着军队背景，自行其是的军屯庄身上。
然后几次力量悬殊的乡里械斗之后，很容易就变成新的社会对立和群体矛盾的根源。
显然这种政策执行上的失误，并不是某种偶然的，且不说外部推波助澜促成这种结果的推力，所谓“根子都出在前三排”，长期故意纵容或是坐视这种情况的人，显然就在龙武军内部拥有足够的地位和影响力，甚至是我指定的留守人员之中。
看起来只是一些无关紧要，毫无联系的个案和偶然现象，但是根子上却在偏离龙武军的立足基本，向与政权对抗的方向倒去，在历史上，任何与国家政权争夺人口和社会资源控制权的组织或是阶层，都必将遭到严重的反弹和冲击。
最终结果只有两个，被政权付出惨重的代价铲除，或是反攻倒算朝廷成功，诚信的统治基础，但是同样需要经历的惨烈的过程和代价。
显然我刚要回来，朝中某些人就迫不及待的，给我出了这么一道大题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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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也正在举行盛大的庆祝，官民百姓皆新衣冠带，高举烛火成群结队的游走在街道上，庆祝征服远方大食国的功业，这也意味的新开拓的海路，有陆地政权的依托，更少的风险和更多的利益。
波罗海神庙里，更是被昂贵的香料和鲸油烛点的灯火通明，大笔大笔的金钱和器物，被施射出去，建立起更多的拜像和神龛。
各种食肆酒家颠覆提供的食物和酒水，用长岸摆满了街头，任人取用而不收分文，因为今日最后所有的花费，将有南海会社旗下的诸多商团世家，一力承当。
根据海路传回的消息，那位大人在极西之海保扶了一批藩国臣属，并且立下制度典章，但凡以后，想要开拓任何与南部善洲（非洲）与西牛贺州（欧洲）的新贸易往来航路的势力和人家，
就必须得到位于怀远州（耶路撒冷）的七海长史府的批文，否则将遭到来自七大海外军州的共同攻讨和剿灭，也不可能再沿岸的各路藩国中，获得任何补给。
这个消息，自然有人欢喜有人忧，有人雀跃有人愁，欢喜和雀跃的是就有的权势和利益，更的保障，忧愁的是通过南海都督府和岭西行台的海陆结合，梁某人在域外的权势和控制力，就更加难以动摇了。
但无论他们是否真心实意的庆祝，都不可避免的被人群的气氛所熏陶和浸染，最后尽情开怀畅饮的酩酊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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