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隆的靖海方略推行的不太顺利，地方上的官员、乡镇里的士绅、乃至街坊中的保甲里正们都有点阳奉阴违的意思，倒是卫所练兵这方面比较顺利，毕竟军队要比地方上纪律严明一些，易于管理。可地方上的各项梳理不能尽快进行下去，就无法切断民间百姓与海盗们的联系，仅靠卫所官兵出海剿寇，成功清剿海盗的希望不大，在海上，可比在大草原上对付草原部落更困难百倍，大炮打蚊子，有劲儿没处使。
好在，李景隆不断地向各级官吏施加压力，处罚了几个办事不力的乡绅保甲，并且通报整个杭州府之后，下面的人突然来了一个大变样，各级官吏士绅全都积极起来，收缴的违限船只越来越多，港口码头都快堆不下了，而地方上的保甲制、连坐制也让乡里百姓之间彼此监视，控制严密起来，很少听到有人再与海盗私相勾结的消息了。
听到不断报送上来的好消息，李景隆开始自鸣得意起来。
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半个月，卫所方面就开始反映士兵们无心操练，私下交结，有军心不稳的迹象。细一打听，却是因为这些卫所官兵家中生计无着，他们陆续收到家里的消息，纷纷要求提前发下军饷接济家里，有的还变着法儿告假，偷着跑回去帮家里种地打渔去了。
要知道沿海卫所招纳的官兵都是当地的渔民子弟、沿海百姓家的壮丁，一家的主要劳动力，现在父母妻儿生计无着，他们当然不能安心当兵，杭州卫都指挥等官员忧心忡忡，不断跑来向李景隆诉苦，针对这种情形，铁铉果断判断：有人搞鬼。
一定是有人想利用这种手段破坏靖海方略的实施，而卫所中牵头闹事的兵丁，十有八九就是那些与海盗联系密切，甚至为其耳目的人。他把自己的分析告诉了李景隆，然后赶到杭州卫，想顺藤摸瓜，利用这件事，揪出那些暗中闹事的不法分子。
军队乱了，如何出海剿匪？
且不说出海剿匪，光是弹压安抚，防止军队哗变，这就够让李景隆头疼的了，如果他剿匪未成，先逼反了自己的兵，朱元璋岂能给他好果子吃？
李景隆反复思量，有些放心不下，也想赶去卫所看看情况，可他还没有走到大门口，就让浙江布政使司以及杭州府的大批官员给堵了回来，这些人都是来诉苦、告状、讨主意的，一大堆人七嘴八舌说了半天，李景隆一个头两个大，才约摸听明白了一些。
这些官员说的问题很多，很杂，布政使司提出：浙江府市井萧条，卖无可卖，买无可卖，大批的行商坐贾向官府抗议、施压；税赋征收出现困难，沿海百姓主要靠经商、打渔来完税，土地又贫又少，根本不是沿海地区税赋的主要来源，看这情形，今年秋税完收恐怕很成问题；由于经济萧条，各地需要官府救济的贫困民户不断增加，需要向朝廷请款请粮，现在李景隆是浙闽两广沿海诸省的总督抚，这件事得他签字点头，上报户部，要不然一俟饿死了人，或者激起民变，后果不堪设想。
按察使司提出不断有船主、渔户反映他们的船被收缴了，但是官府给付银两不足，以致不断发生官民冲突，各种官司层出不穷，告官的、告民的、打罗圈架的，不一而足；有些告老还乡的官员和有名望的士绅受地方委托，秉承民意，已经准备向朝廷弹劾曹国公和杭州府官员强奸民意，滥施淫威，滋扰地方，祸害百姓；同时抢劫、盗窃、坑蒙拐骗的各种案件犯罪率开始直线上升。
李景隆听得毛了心，他连连答应一定尽快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好不容易把这些满腹牢骚的官儿们给安抚住了，然后强装笑脸亲自送他们出去，结果一到大门口儿就发现，这些官儿们也出不去了，不知道杭州府的百姓们怎么知道各府各道的官员今儿都到曹国公这儿来了，自发地聚集起来，把个曹国公的行在围了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汹，为民请命来了。
李景隆忙不迭又退回来，爬到庭院里最高处的一座假山上，翘着脚儿往外一看，只见庭院外边人山人海，一眼望去沸沸扬扬无边无沿，不禁有些害怕，连忙叫人调兵护住行在，以防百姓冲动之下强冲府邸，奈何府里的人谁现在还出得去？
李景隆无奈，只得逼着杭州府的父母官出面安抚百姓，杭州府的官员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出面，好说歹说，折腾了两个多时辰，总算让百姓们陆续散去了，提心吊胆的李景隆这才把那些一肚子牢骚的官员送走，返回后院儿就一屁股坐在躺椅上了。
两个多时辰，他一直站在假山上观望动静，可把一向养尊处优的李大少爷累得够呛，他有气无力地喊着杭州府拨来侍候他的小丫头：“抱琴、司棋，给老爷我捶捶腿，先打盆热水来，哎哟，这脚上都站出水泡来了。”
等了一会儿，没动静，李景隆扯开嗓子又喊：“侍书、入画，给老爷沏杯茶来，再拿几样小点心。”
还是没动静，李景隆恼了，趿起鞋子跑到丫环房一看，四个小丫头在那儿悲悲切切，正不知说着甚么呢，敢情四个人压根没侍候在外边，难怪没听见他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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