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健翔同志，这就是你们区治下的龙山村吗？这里，和非洲难民营相比也多有不如吧？我真得不知道你这个区委书记是怎么当的？”眼角里含着泪，赵建辉转回了头，看着章健翔问道。
“赵书记，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也曾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可是龙山村的人一根筋，他们的观念有问题，全村的人都好吃懒做的，区里发下的扶贫款都让他们买了粮食……”章健翔狠狠地瞪了刘军一眼，心说你少说两句会死啊？这笔账咱们回去再算。
“赵书记，我想，你还是看了村里的学校之后在发脾气吧……”越是不想让他说话，可这个该死的家伙居然又冒出了这么一句。
“你带路，咱们过去看看。”赵建辉哼了一声，跟在刘军的身后往村子里面的小学走去。
村子中间的龙山小学，只不过是十几间很破旧的石头房子，周围也是用碎石头垒起来的低矮院墙，一根十余米高的竹竿上，飘扬着一面都快烂成了布条的国旗。
一年级的课堂上，老师正在用一字一顿的普通话教孩子学拼音，听到窗户外面的人声，孩子们好奇的探着头往外看，一边还在唧唧喳喳的议论着：“这些人肯定是从市里面来的，你看那些人带的眼镜都是金丝边的……”
正在板书的女教师转身喝道：“安静！”此时，普通话又变成了当地的方言。
“不得不说，这些老师还是很敬业的。”刘军看了看赵建辉，接着说道：“这个学校301名学生全部来自本村，老师也都是本地人，他们也无奈，村里有电视的家庭不超过120，互联网更是新鲜事物，土生土长的老师很少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很多教师是小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教书多年后通过进修才拿到的文凭，早就错过了学普通话的最佳时期。老师都不会说普通话，怎么能教的好学生呢？”说道这里，刘军就苦笑着摇了摇头。
其实，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就算是这种半土半洋的普通话，也不是所有的适龄儿童有幸能够学到的。虽然区里面全部免除了孩子们的学杂费，但是有的家庭缺少劳动力，一些孩子已经过早的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连听这种“普通话”都是奢望，因为他们天不亮就要起来稻田里面劳动……
这也不是所有孩子的家长都不知道上学的好处，但小学毕业后，村里的孩子们必须到镇里才能上中学。镇上的两所初中，每学期寄宿费200元，每个星期伙食费20元（自带干粮的前提下），这笔钱又成了沉重的负担。
十多年过去了，除了通向村里的黄土路铺上了水泥，这个村子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操着纯正的地方普通话，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龙山村共有908户3957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有468户2021人，贫困率超过51%。按世界银行统计，30年前全国的整体贫困率约为52%。也就是说，这里的生活水平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
与统领全国经济龙头的南粤省的经济地位相比，龙山村简直就是南粤省的耻辱。但是，这一切又能够怪得了谁呢？难道真的是这里的村民自己不争气？
他们的“不幸”，背后是龙山村教育的命途多舛。教育多年投入不足，全校13个老师，两个人一张课桌，同在一个教室里办公。整所学校没有一间教师宿舍，外地教师只能入住危房，近邻教师只能靠“走教”开展工作。
学校全部经济来源，仅限于财政拨款的教育经费，每生每学期144元，合计4万余元。扣除教师教材费、学生测试卷等费用后，余下的钱只能“一分当两分用”。
课余，全员参与，圆柱体、圆规这些教学用具，都出自龙山小学13位教师之手。
一次，老师用自制圆规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圆，同学们却说像“鸡蛋”；而上数学课用自制量角器时，数学老师每次量的度数都“不太一样”。
没有运动场，没有计算机室、语间室，其实严格的说起来，龙山小学连围墙都没有，301个孩子的安全比考试成绩更让校长李德善担心。
虽然到现在，学生仍没有“正式”的厕所。一间砌了墙没封顶的露天危房，伫立在学校的旁边，学生在这里小便后，尿液便顺着墙根下面的破洞直通通的流入农田。要大便，学生就只能到距学校近百米的树林里面去解决。但也仅限于晴天，一下雨就只好硬憋着。时间一久，树林里大便太多——“不能入，一不小就踩着”，校长李德善说“现在只要有东西遮着，学生就会就地解决。以前，高年级的女生还会害羞，现在早已习惯了……”
面对着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大干部，尽管他还有一点拘谨，但该说的话李校长总算是说的很明白。
李校长说，他们的教学质量和大城市的小学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他更忧虑的是，“鸿沟”两端的孩子迟早会在同一天平上一比高下。表面上看，龙山“小升初”的入学率达到100%。但农村孩子上学晚，8岁上一年级“还算早”，进入初中时大部分都超过了16岁。义务教育是规范性教育，须遵循共同规范。然而，15岁后人的个性发展“井喷”，逆反心理随之出现。“如果18岁还在上初三，很难找到正常年龄孩子应有的成就感，辍学如影随形”也是必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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