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众人听到“人民电影运动”几个字，都大笑着鼓掌：“我们的电影是为人民而拍，没有比人民电影更好的名字了。”、“太祖说，文艺作品应该为人民服务，叫人民电影运动，在政治上，我们就处于不败的的地位了。”、“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别人一听就知道我们的理念是什么，不像新浪潮，或者德国新电影，不是专业人士根本不知道他们要搞什么。”
夏刚站起来，背着手，用着彭总的口气道：“从今天开始，少数精英把持电影话语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众人都仰头大笑，心里颇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情。
许望秋也在大笑，不过他不像夏刚他们那么乐观。他知道在未来三十年，精英依然会把持着话语权。直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大众才会真正获得话语权，精英阶层对于真相和真理的垄断才会真正打破。
吴知柳是在场所有人中，除张一谋外年龄最大的，也是成熟的。在笑过之后，他看着许望秋，担心地道：“我们主要是反精英主义，而欧洲电影就是典型的精英主义，我们去西柏林发布这样的宣言，会不会遭到欧洲电影界的抵制。要是媒体都不报道我们的宣言，那这事就搞不出动静，也达不到我们的目的了。”
许望秋笑着道：“不会的。在我们退出威尼斯电影节后，全球很多媒体都进行了报道，这些媒体对我们的西柏林之行肯定是空前关注。到时候我们在西柏林发表宣言，媒体肯定会抢着报道。这个问题不需要担心。”
吴知柳道：“不过这样一来，我们还是把欧洲电影界得罪了，你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在西柏林恐怕很难拿奖了。如果我们的电影能在电影节拿奖，是对国内那些蔑视商业片，认为商业片没有艺术性的专家教授们的最好回击。”
许望秋自信地道：“这个问题不大，德国新电影的维尔纳-法斯宾德，最开始也是玩那种晦涩难懂的纯艺术片，但后来他意识到批判现实，应该让观众看懂才有意义，要是观众都没有，别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纯粹是自嗨，后来他的电影风格就转换了，在通俗故事中融合批判性，自称是一名好莱坞的德国导演。他的理念跟我们几乎是相同的，他在德国和欧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三大电影节拿了不少奖，他能做到的事，我们当然也可以。”
在场众人重重地点头，既然法斯宾德能做到，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做到。
刘林搓了搓手，激动地道：“既然我们准备在西柏林发布电影宣言，那赶紧把我们的电影宣言搞出来。妈的，这事要能干成，就算死了，也没白到人世间走一遭！”
顾常卫兴奋地道：“还等什么，赶紧把我们的宣言搞出吧！”
赵禁也大声道：“对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电影宣言搞出来。”
世界很多知名的电影运动在开始前，总会有些重要性的理论著述或宣言作为先导，比如“德国新电影”源自1962年的奥伯豪森宣言；而“弯弯新电影宣言”是在1987年1月发布的，由詹宏志起草；道格玛95运动则是以拉斯-冯-特里尔为首的丹麦导演，于1995年3月13日共同签署《道格玛誓言》，作为标志。
许望秋微微点头：“我把你们叫到一起，就是准备把宣言搞出来。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宣言应该怎么写，应该写什么内容，都说说吧。”
吴知柳道：“我们必须说清楚为什么搞这场运动，必须把面临的问题指出来。”
张一谋道：“从去年到今年，我在东瀛呆了将近一年，对东瀛电影有了新的认识。东瀛电影是学好莱坞起家的，小津安二郎早期电影是学好莱坞，黑泽明则学约翰福特，不过他们在学习好莱坞的基础之上，融合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发展出了自己的电影美学。我觉得我们应该以东瀛电影为榜样，不能为了学而学，更不能丢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我们应该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之上，发展自己的民族电影美学。”
顾常卫道：“电影的镜头应该是活的，不应该是死的。摄影机镜头是人的眼睛，我们是摄影机看世界，摄影机应该是运动的，而不应该是固定的。”
……
在运动时期由于政治挂帅，大批电影工作者受到冲击，电影事业基本陷于瘫痪状态。运动结束后，精英们掌握了中国电影的话语权，他们却干着几乎同样的事，挥舞着艺术大棒，攻击不符合胃口的商业电影。只要是商业片，就几乎没有不挨骂的。一个导演拍的电影票房大卖，反而会变成过街老鼠，看到其他导演都会躲，就像干了什么丢人的事。
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中国电影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但实际上根基却被毁掉了。精英们推崇的艺术片晦涩难懂，导致观众逃离电影院；电影院由于不赚钱，只能改成歌舞厅和录像厅；电影厂由于不赚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连供暖费都交不上。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彻底雪崩。
可精英们从来不认为这是自己造成的，把问题推到审查上，说是审查导致了中国电影的困局；把问题推到政策上，说政府不拿钱支持他们搞艺术；把问题推到观众身上，说“中国电影垃圾是垃圾观众太多”，说是在“包饺子喂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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