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年的三月，朱翊钧抽出时间听取了张鲸的汇报。
张鲸，北直隶新城县人，嘉靖二十六年入宫，拜张宏为干爹，此际三十八岁。
史载其人“性刚果，擅做威福”。原时空李沂上疏弹劾他“倚仗恩宠，欺天坏法，胆大心雄，从来未有。张鲸之恶百倍冯保，万倍宋坤，擢其发不足数其罪，食其肉不足振其冤。”
原时空万历亲政后，张鲸成了皇帝的爪牙，伙同党羽大肆敛财。其时京师有谚语云：宁逢虎狼，莫逢张鲸。
但在本时空朱翊钧看来，张鲸的最大优点为一个“忠”字，其人并无礼义廉耻，也不管是非善恶，唯知以皇帝马首是瞻。
自穿越以来，朱翊钧先让他掌管内府工匠事，张鲸做出了座钟；后又掌管玻璃制造，张鲸又做出了平板玻璃。其人果如史载，性格刚毅果决，非常适合做“董事长”。
于是，朱翊钧在万历元年年底剥离内廷各司、监，成立内府工商集团的时候，果断大用张鲸，令其牵总负责。
为防止张鲸行事操切以致扰民，朱翊钧一方面给予张鲸高薪养其廉；另一方面时时耳提面命，加以提点，并将之纳入锦衣卫重点监控对象，在他身边也安插了人予以监视。
双管齐下之下，张鲸成了朱翊钧延伸在内府的头脑和手臂，使用起来如臂使指。三年以来，内府工商集团在无竞争对手、无资本限制，并被朱翊钧挡住政治上的阻力后，发展成了一个本时空的超级怪胎——从生产到销售末端都堪称庞然大物。
这一庞然大物，给朱翊钧提供了实施改革的庞大资金。
朱翊钧在穿越之初，自以为想法先进，目光远大，思虑深邃，只要拢住皇权，当然能指点江山，挥斥方遒。
然而，现实却屡次教他做人。以军队改革为例，朱翊钧曾经想利用颁发勋章等后世手段激励将士敢战之心，其时还自以为得计。
然而，在底层军官待遇都没保障的情况下，按照他当日无奈的说法：“发个铁牌牌有何用处？”没奈何，只好内帑出银六十万两，才基本解决总旗以下的军功待遇和抚恤问题。
再如盐政改革，此前司礼监派员沿途收缴盐税，年收入不足十万两。若内帑无银，朱翊钧敢很随意就裁撤了去？还是兜里有钱，不在乎三瓜两枣，才能果断裁撤。
盐场拍卖的时候，王国光开始时建议朝廷直接留下一半盐场，不纳入拍卖，用以掌握绝对生产量，防止出现垄断。
但张居正指出，这留下的一半盐场，产权属谁？若属于朝廷，那应该纳入户部管理，皇帝并无取利之处；若直接归属皇室，朱翊钧和张居正都担心给后世子孙留下坏例子——其后的皇帝看中什么财富，恐按此例直接豪夺。原时空的万历皇帝，派出的“税监”不就是这么些玩意儿吗？
后来朱翊钧果断拍板，皇室直接参与拍卖，共耗银六百五十万两，才拿下盐场之半数。——这还是在拍卖场上有些灵醒人知道是皇帝派人在拍，没敢加价的缘故。若无张鲸替皇帝打理工商集团揽财，这一朱翊钧要做大文章的盐政改革不免出现大问题。
然而，朱翊钧和张鲸，都不是后世的工商管理专才。朱翊钧因在税务局工作，对公司法、合同法等商法了解的能多一些，但上手管理之后，也常有力不从心之感。
张鲸作为朱翊钧亲传，管理思维上不免带着大量的“封建残余”，管人、管事，建章立制不足的部分都用“权力”充当抓手。
在集团发展壮大期间，这种管理模式没有太大问题。但随着摊子铺的越来越大，张鲸也发现国企病日渐凸显，运转涩滞，即便殚精竭虑，也难以应付。
于是，在万历四年三月，朱翊钧再次召开内府工商集团管理层会议，拟对集团实施正规化改造，助推其进一步发展。
会上，张鲸率领各大工厂管事、采购、销售负责人，先向朱翊钧做了一个总结：
此际内府工商集团在全国各地共下设钢铁厂四家、玻璃厂六家、肥皂厂四家、丝造厂十家、座钟厂两家、工艺厂三家共计二十九家大厂，每家工人都在千人以上；此外还有生产各类奢侈品的小厂子一百三十来家，工人在十几个到数百不等。
万历三年，这些厂子共生产钢材两亿六千万斤，为隆庆六年全国铁料生产量的两倍半；生产玻璃料一亿四千五百万斤；生产肥皂八百五十万斤。仅这三项给朱翊钧提供的利润，即达到了每年二百八十万两。
除了钢铁、玻璃直接批发以外，肥皂等“奢侈品”都由内府工商集团自行发售，因此销售环节的利润更高，年利润在万历三年已经接近三百万两。
加上其他丝造和奢侈品、工艺品等工厂生产销售产生的利润，朱翊钧应该是有了皇帝这个职业以来，最富有的皇帝——每年自由支配的资金即达到七百五十万两。
由于朱翊钧对现在各环节的生产效率不满意，因此这些资金至少三分之一又投入了技术升级和研发试验之中。三年内，内府工商集团已经表彰工匠一千六百余人次，在全国招揽无意科举且喜欢奇技淫巧的科研人才一百五十多人。对于技术开发，朱翊钧一方面参与指导，一方面不计成本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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