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
朱翊钧回过神来，两手拢在袖子里，两根大拇指在衣袖的掩盖下缓慢交缠着转动。
他心想，历史上的王家屏不是在万历十七年的四月才被允准回阁的吗？
现在才二月份呐。
难道是要为传说中的“三辞三让”腾出时间？
好像也不对，阁臣服丧期满、奉旨回阁是惯有的成例，难道就这一道程序还要来一套三辞三让？
朱翊钧左想右想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但是凭借着他这两年来当皇帝的经验，他没有立刻答应申时行的请求，毕竟人事关乎政治嘛，总要谨慎小心一些，
“是，卿等撰拟手敕来行。”
朱翊钧回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他想他这么一说，如果其中有甚么特殊变动，内阁就能顺理成章地提出来
果然，申时行一听即道，
“臣等看得，王家屏原先以吏部左侍郎入阁，在任二年，及昨年《会典》书成，近日加恩，本官皆未蒙叙录，且同时讲官如朱赓，已升礼部尚书，家屏本资叙在先，相应加秩召用。”
朱翊钧拢在袖子里的拇指顿时停止了转动。
对了，晚明官僚体系的特点之一，就是“一部多尚书”，并且常常添设左右侍郎。
这种情况在内阁辅臣之中尤为泛滥，因为明成祖朱棣当年设立内阁之初，将这些大学士的官阶仅仅定为“正五品”。
而到了晚明，六部事务必须经由内阁商议后制定“票拟”，内阁成为了压制六部权力之所在，这样一来，明朝六部尚书的“正二品”官阶，与“正五品”的大学士比较起来，就显得名不副实。
于是朝廷为了提升内阁辅臣的待遇，在“大学士”的职务之外，再为辅臣添加六部的“侍郎”或者“尚书”的虚衔。
这些头衔一开始确实是为了让正五品的大学士享受正二品待遇而设置的，但是随着阁臣的权力逐渐扩大，一些位高权重的阁臣便能在大学士之外，同时兼掌六部的阁部事宜。
朱翊钧想到此处，忽然又觉得有点儿不对。
现在的礼部尚书是朱赓，内阁没有必要去分朱赓的权啊。
而且朱赓的不结党，在历史上也是有名的。
后来万历二十九年赵志皋去世后，沈一贯独当国，万历皇帝就是因为考虑到大臣植党营私，才下诏起复了当时已经隐居已久的朱赓。
这说明朱赓起码在万历二十九年之前，给万历皇帝留下的印象就是无偏无党、能够独善其身的。
朱翊钧细细想了一回，又怀疑自己是否是多心了，毕竟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在晚明也算得上是一种标准配置，譬如现在的许国就是礼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如果不掌理阁部事，这个头衔并没有甚么特殊意义。
朱翊钧看了三位辅臣一眼，道，
“那便诏敕吏部，原任大学士王家屏着升礼部尚书，仍兼东阁大学士，照旧入阁办事，便差官行取驰驿来京。”
朱翊钧说罢，还朝三位辅臣微微点了点头。
申时行行了一礼，继续道，
“昨该礼部郎中高桂论奏科场事情业已奉圣旨，除有无弊端，听候该部查明覆请外，惟免覆试一节，臣等犹自不安。”
申时行才说了一句，朱翊钧便突然恍然大悟。
对啊，这个礼部尚书它可以是虚衔阶官，也同样可以是职事官，这个权力范围在晚明是经常变化的。
而申时行和王锡爵如果想要执意覆试顺天府那几个被弹劾有问题的举人，其中就一定会动用礼部同都察院及科道等官来监考。
以朱赓素不结党的脾性，那不用说，即使皇帝下旨同意覆试，那他一定会托辞不出，让其他礼部官员代他行使职责。
但这托辞不出又不能仅仅应用于覆试这一件事上，后面紧跟着就是会试，礼部要忙于会试事宜，朱赓如果想避嫌，那就必须一次性避嫌到底，全然不参与这次春闱才行。
可倘或堂堂礼部尚书先不参与覆试，后又接着不过问春闱，难免会惹出议论。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抬出一个位高权重，既有资格任礼部尚书，明面上又不会偏袒申时行与王锡爵亲属的人来接替礼部尚书的义务。
因此即将守孝期满的王家屏，便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更何况，朱翊钧在心里对自己笑笑，历史上的王家屏还有三辞三让这种拖延方法，他只要稍稍了解一下顺天府乡试案的情况，就一定会跟朱赓一样选择避嫌不出，待会试过后再应召入阁。
申时行见皇帝颔首不语，接着道，
“即谓字迹可疑，文理纰谬，及疑信相半，则必待会官覆试，而后有无真伪，耳目难掩，果纰谬可疑，则当严行黜革，使知朝廷无可逃之法，果非纰谬，果无可疑，则当明示存留，无使诸生抱不白之冤。”
“然后行法公平，持论归一，臣等之心事可白，诸人之疑谤可杜，揆之法体，亦当如此，若但徼圣慈宽宥，免行覆试，则在皇上衹惜辅臣之体，而屈法以施恩，臣等衹为文饰之词，而侥幸于苟免，将使疑者愈众，而言者无休时，臣等惟有以去而已。”
朱翊钧这时已然看出了阁臣的打算，他实际上真有些可怜申时行和王锡爵，都已经打拼到阁臣了，澄清一件莫须有的事情却依旧如此艰难，依旧须得谋划再三，排除异己，再小心翼翼地征求九五至尊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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