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者朱翊钧反对漕运而支持海运的原因相当简单。
因为大运河的开凿本身就违背自然规律，而在违背自然规律的情形下，朝廷维持漕运的成本极大。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长江黄河等大河无不是自西向东发源于崇山峻岭，并最终汇入海洋。
而京杭大运河从杭州至北京则是南北走向，横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水系，跨越山峰、丘陵、平原等多种地形。
不仅南北落差大，而且部分河道如会通河段就存在严重的水源不足问题。
此外，会通河段还涉及将山东境内的数条河流一并汇入的问题，因此过洪过闸时经常需要人力拉纤，船夫水手无不深受其苦，出入关闸还经常有船只倾覆，动辄人船俱毁。
如果运河水位过高，修筑运河沿岸堤坝的费用可高达千万两，且河道狭窄仅能供单向行船，也增加了运输的成本。
且大运河本身在每年都有严格的过洪过闸期限，必须严格遵循，否则夏季汛期和冬季的冰冻期都会导致河道受阻无法通航。
而这些所有有形、无形的成本无疑都将转嫁到百姓身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所以无论后世如何称赞大运河的伟大、如何称赞下令凿修大运河的君王，在朱翊钧眼里，漕运仍然是用百姓的血泪堆积而成的一种暴政。
朱翊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即使他成了皇帝，也无法发自内心地去赞美那一种“牺牲平民的伟大”。
即便这伟大是多么得巍峨壮丽，多么得千古流芳，朱翊钧都无法心安理得地去用大明百姓的衣食之本去成全那一份不知餮足的致君尧舜。
何况漕运本就无关尧舜。
大明王朝建立之初，本来实行的是河海兼行。
朱元璋为扫平残余北遁后盘踞于辽东地区的元顺帝的北元政权的残余势力，必须保存海路以作为平叛北元的重要手段。
但到了朱棣定都北京之后，至永乐十三年，朝廷正式罢除全部海运而专行漕运。
当然当时决定专行漕运的理由也是相当正当的，朱翊钧闭着眼都能数出那一二三来。
一是自永乐九年开始，朝廷重新开凿了元代以来早已经废弃不用的会通河，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百姓运力和庞大的海运耗费。
二是宋礼上书，认为海运相比内河漕运花费巨大，提出改为以河运漕粮为主的运送方式，并减少海运频率为三年两次，将江南富庶地区如扬州、镇江等地粮食百万余石，从内河用漕船运送至北京。
三是永乐十三年五月，平江伯陈揎开凿清江浦河道的工程竣工，于淮河口筑新闸，疏浚运河，修筑湖堤，并于淮安、临清等地修水次仓转输漕粮，不仅保障了会通河的充足水源，还使大运河正式全线贯通。
但是这些理由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就是漕运的本质，即是通过大运河剥削南方富庶地区的百姓财富来满足北京这个国家政治中心的供应和需求。
换句话说，就是北京靠大运河源源不断地在吸大明十三省的血。
所以明朝粮仓是否充裕，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不在于漕运数量的多寡，而在于北京官卒的数量。
而自永乐年间迁都之后，这部分人的数量急剧增长，北京地区人口的生存更加依靠于漕运。
因此明朝的漕运和其弊端是正相关关系，漕运越重要，朝廷对运河的依赖越紧密，由此产生的弊端也就越复杂。
到了晚明，漕运的弊端开始显现得越发厉害，其中与黄河的关系尤为突出。
尤其是到了嘉靖以后，治漕的手段就是治河，治河的目的就是治漕。
因此即使晚明的财政时时困窘，在治漕治河的花费上却一向是毫不吝惜。
但由于大运河本身的泥沙淤积、水源不足、以及过洪过闸的问题也时常发生，虽屡有治河名臣，但漕运自身的固有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因此朱翊钧支持海运，他知道除了海运，能解决北京吸血问题的方法就只剩下迁都。
而在辽东问题解决之前，迁都可谓是伤筋动骨，所费心力恐怕要比海运大得多。
另外一点，就是朱翊钧他自己的一点私心。
他总觉得大明的政治状况要比元清好上那么一点。
元朝和清朝只愿年年治河而不愿开通海运的道理是很明显的。
因为治河用的人力是汉人，漕运被剥削的也是汉人。
而统治阶层和官吏们所谓的治河，也只是看看图纸、动动嘴皮，再写几道折子就算大功告成，他们自然不愿意费心冒险地去另外开通海运。
所以当朱翊钧听到张诚如此理所当然地把晚明的状况和元末联系到一起时，他心里是震动甚至是有一点惊恐的。
蒙元就是亡于运河漕运啊，黄河可挑天下反，这理应是大明所有人的共识才是啊。
张诚似乎瞧出了皇帝心里的嘀咕，只是笑道，
“皇爷可还记得先帝爷在时，高拱与张居正之间的‘胶莱河海运之议’？”
“胶莱河”是元明时代的一个专有名词。
如果要在中国进行南北长途海运，则必然要绕过山东半岛。
而山东半岛“成山角”一带的地理环境却对海运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为了避开这一带的风险，元人曾经尝试开凿一条南连胶州湾、北接莱州湾的人工水道，即“胶莱运河”，但终因劳费不赀而未能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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