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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就废除了宰相制度，将所有大权集于皇帝一身，臣权遭到了极大的削弱、皇权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那个时期，皇权达到了巅峰，臣权也跌落到了低谷，这般此消彼长之下，臣权已是完全无法与皇权相抗衡，皇帝对朝廷大臣们有着生杀予夺之权，哪怕是资历深厚、德高望重的一品大员，朱元璋也是说杀就杀了，百官完全没有反抗之力！
然而，正所谓“百官代天子牧民”，臣子们虽然会与皇帝争夺权势与利益，但也同样会为皇帝分担压力与工作，乃是相互依赖的关系，朱元璋严力打压臣权的结果就是，臣子们完全失去了自主之权，所有政务都需要皇帝亲自做主，于是皇帝所面临的压力与工作量自然是骤然增加了数十倍！
大明江山疆域广阔，政务何其之多？若是每件政务都需要皇帝亲自处理，恐怕明朝的皇帝们全都要活活累死了，也并非是每位皇帝都能够像明太祖朱元璋或者崇祯皇帝那样勤政爱民、精力充沛。
事实上，哪怕是朱元璋本人，也完全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与工作量，曾写诗抱怨道：“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午犹披被。”
所以，皇权大幅提升的后果之一，就是皇帝成为了天底下最为幸苦劳累的工作。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草根，机敏睿智、果断坚毅、精力充沛，尚且无法承受这样的幸苦，更何况那些锦衣玉食、娇生惯养、完全受不了幸苦的后世皇帝？
于是，明成祖朱棣继位之后，很快就承受不住了，于是他设立了文渊阁，建立了内阁制度，要求内阁辅臣们帮着皇帝研究奏章，并且批上自己的意见，也就是所谓的“票拟”，这样皇帝的工作就轻松多了，不必再仔细的研究与调查，只需大致看一眼内阁辅臣们的意见，然后再决定同意与否，这就是所谓的“批红”。
在这个时期，内阁依然是权柄不彰，只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罢了，内阁的诸般事务也需要与皇帝共同商议，只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
但随着明朝皇帝们愈来愈依赖于内阁的票拟之后，内阁自然是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机构，权柄也就越来越重了，到明世宗时期，内阁的地位已是极为尊崇，可以压制六部。
而内阁能够成为真正的朝廷核心，还因为明英宗的一道旨意，大意就是“从今往后，皇帝不会再到文渊阁与内阁辅臣们共同议事，诸般政务由内阁自主研究之后票拟给皇帝即可，至于皇帝如何批红，内阁也不可过问。”
明英宗乃是一位很具传奇色彩的皇帝，他先是由皇帝变成囚徒，再由囚徒变成了太上皇，最终又从太上皇变成了皇帝。这样一位皇帝，自然是深谙权术之辈，其帝王心术的造诣之深，恐怕还在如今的德庆皇帝之上。
然而，明英宗也和德庆皇帝一样，过于沉溺于权术，却是办了一件蠢事，他本意是想要与内阁拉开距离，独揽决策之权，再一次的扩张皇权，压制渐渐坐大的内阁，但他下了这道旨意之后，内阁固然是无法干涉皇帝的批红，但皇帝同样也无法干涉内阁的票拟了。
至此，皇帝与内阁彻底脱离了干系，而这也是明朝皇权由盛转衰的拐点。
但前文已是讲过，到了这个时期，明朝皇帝已是十分依赖内阁的票拟，若是离开了内阁的票拟，皇帝迟早都要累死，面对内阁的票拟建议，明朝皇帝绝大多数时候只是批复一句“同意”罢了，所以内阁已是相当于明朝的决策核心，而明英宗的这道旨意，就相当于自己将皇权排斥出了决策核心之外，内阁也就成为了权臣们的自留地，皇帝再也无法插手。
如此一来，内阁的权柄自然越来越重，内阁的阁老们已是相当于实质上的宰相，而皇帝的批红决策之权，反倒是成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手续，皇权从此再也无法压制臣权。
甚至于，到了明宪宗时期，内阁票拟已是成为了朝廷推行政令之际必不可缺的一个要素，重要性已是远远超过了皇帝的批红，若是官员们得到了一份圣旨，里面只有皇帝的批红而没有内阁的票拟，则只能算是皇帝的私人信件，又称之为“中旨”，若是“中旨”与朝廷现行诏令相违背，官员们完全可以拒不接受，事后自然有内阁为他撑腰，皇帝也是无可奈何。
可以说，到了这一步，若是抛开兵权的因素，臣权反倒是压倒了皇权。
时至今日，内阁已然成为了公认的朝廷决策核心，明朝皇帝们虽然是屡屡想要再次插手内阁、又或是打压内阁权势，但他们的行动大都以失败告终。
哪怕是这个世界的崇祯皇帝乃是一位手段高明的“中兴圣君”，但他也只是推动了“内阁阁老不可兼任六部实职”、以及“扩大大学士名额”这两道政令来稍稍限制了一下内阁的声势，让皇权与臣权重新持平罢了，但臣权依然是可以与皇权相抗衡。
到了现在，德庆皇帝更是一位好大喜功、贪恋权势的皇帝，和前任的那些明朝皇帝一样，他同样是野心勃勃的想要打压内阁、插手内阁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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