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用黄仁宇大佬的话来说，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份。
宋应星就出生在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
宋应星是江西奉新县人，他的祖上真的很阔：宋应星的曾爷爷的爷爷官拜吏部尚书；高祖宋迪嘉也干到了吏部尚书；曾爷爷宋景更厉害，先后干了工部、吏部、兵部尚书。
不过到了宋应星的爷爷，开始走下坡路，仅是个举人了。宋应星他爹更不行，只能花钱捐了个秀才。
宋应星还算比较争气，先是顺利考上秀才，然后在县学里的时间除了研究四书五经外，其余的各种杂书也都看。
他有没有看过《金梅》不清楚，但他一定读过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沈括离的太远，李时珍在宋应星上小学的时候还健在。
据说宋应星对李时珍十分拜服，还特意去研究了一下那位人物。结果他发现，李时珍竟然是一个三次会试都没出头的人。一个考试都考不出来的学渣，竟然能编写出《本草纲目》，这事对宋应星的心理冲击很大。
万历四十三年他和亲哥哥宋应升同时考中举人。第二年他们去京城会试，却名落孙山。
然后一直考啊考啊，三年三年又三年又又又，从万历考到天启考到崇祯元年，都没戏。比李时珍考的次数还多。
宋应星也从单身青年变成了两个娃的爹。
俩兄弟都一把年纪了，从此遂绝科举之念。
说到《天工开物》这部工艺百科全书，当然不是宋应星一个人闭门造车研究出来的。
他是把历年从各处学到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知识作了一个总结，并对技术经验作了概括，使一个个、一项项的农业、手工业知识系统化、条理化，然后著述成文字。
也就是说，《天工开物》里面的内容，绝大部分明代就已经存在，只是没人写出来记录它。这也是天朝古代科技传承方面的一种悲哀。
当然，宋应星也有很多自己的新见解。他非常注意从一般现象中发现本质，在自然科学理论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分别体现在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方面。
这年月，如果不是知名人物，想出版一本大部头很难。因为要刻板、发行啥的成本很大。书商们又不会冒风险干赔本买卖。所以很多人出书只能自费。
但是宋应星祖上的荣光早就不在了，自家也落魄的挺穷。因此《天工开物》写出来后只能束之高阁，没法面世。
他说：“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膺真，而缺陈思之馆。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岂有当哉！”
大概意思就是，贫穷限制了我，没有钱购买参考资料，也没有条件邀集其他人集思广益完善内容，以我个人的本事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了，能不伤心吗？
宋家的穷日子一直过到嘉庆年间。宋应星的族谱到此而断，估计是穷的连后人都没有了……闲话不提。
还好宋应星有个同乡，也是万历四十三年一起中举的同学，涂绍煃，人家中了进士，做到了汝南兵备道。
李自成本来就想着打到河南的时候，通过涂绍煃再去联系宋应星。
崇祯十年，涂绍煃奔母丧，居家丁忧。他得知老同学宋应星的情况后就出钱资助出版了《天工开物》。
正如宋应星在序言中写的那样，“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天工开物》起初没有翻起什么浪花，不被时人所知，也没被重视。
崇祯十年，这一年是1637年。当时也许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年份。
很多很多年以后，历史学家说起1637年，总会强调这是一个奇特的年份。
这一年，东西方同时出版了影响很大的两本书。
一本是殴洲近代哲学奠基人笛卡尔的《方法论》，另一本正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令人感慨的是，这两本伟大之书的命运截然不同。前者树立起理性主义的大旗，借助科学实践掀起产业革命，科技文明的曙光照亮西方。而后者，却开启了一段过山车般的奇幻传播旅程。
《方法论》的原名叫《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这本册子虽小，意义却异常重大，可以说它是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真正的起点。
无论是哲学史还是科学史，都认为这本书提出的观点开启了人类的现代认知时代。
在哲学方面，笛卡尔在书中展示出来的“我思，故我在”的思考，开启了认识论的大门。自此以后，“主观的思维”与“客观的存在”彻底分开，所有后世的哲学几乎都是从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的，笛卡尔也因此被誉为“现代哲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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