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事反转得还挺快，等到李春芳请辞回乡之后，很多人对于高拱的强势颇不习惯，尤其是高拱的考课法(在原历史先于张居正考成法提出并执行)简直成了许多官员的紧箍咒。
一时之间，许多人开始怀念老好人首辅李春芳，连带着这件事也被说成是李春芳“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雅量。申时行此时拿李春芳举例，便是类比李春芳，言下之意就是说自己不是那种擅权之人。
伯修有没有听懂申时行的言下之意不好说，反正伯修回答道：“李文定(注：李春芳死于万历十二年，谥文定。)忠谨平恕、寅恭匪懈，当得起‘太平宰相’之称。然则高文正锐志匡时，当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挠，不仅取代李文定而宰执天下，且得以文正极谥之终。元辅何以自比李文定而非高文正耶？”
申时行微微眯起眼睛，不咸不淡地道：“看来伯修这进士中得早了些，若是晚几年，待高求真入了阁，你去他那儿观政，想必才得合意。”
谁料那伯修却也大摇其头：“高求真铜臭满身，不类文正，吾不屑矣。”
申时行颇为意外，暗道：那你可真是有本事，既恶了我，还敢恶了高务实，这朝堂怕是不想呆了？
伯修见申时行不说话，倒也不客气，自顾自道：“高求真以六首状元闻名天下，孰料此后却并无佳作传世，整日不是操持贱业，便是纵兵杀戮，岂堪为文林表率？且以学生观之，此人匠心过重，心计更深。为独得圣眷，不惜蛊惑陛下滥用民力、巧取民财，行那好大喜功之举，实非正道。”
申时行不禁讶然，想了想，问道：“你这番话虽然重了些，不过却也并非毫无根由，不过本阁部更想知道的是你为何说他蛊惑陛下滥用民力、巧取民财，又为何说他欲行好大喜功之举？”
如果是高务实在这儿，他肯定知道这位“伯修”为何对他如此看法。
事实上，这位“伯修”与高务实本就“三观不合”。
伯修是他的字，其号玉蟠、又号石浦，湖北公安人，大名袁宗道。
虽然在明末提及姓袁的人，大部分人第一个恐怕会想到袁崇焕，不过袁宗道与袁崇焕确实毫无关系，这位老兄的盛名也不在官场，而是在文林。
袁宗道生于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在湖广公安县长安里出生。万历十四年礼部会试第一，殿试中二甲第一名进士(传胪)，次年也就是今年授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直接入内阁观政，且被“分配”到首辅申时行身边，可谓前途看好。
观政嘛，某种程度上就是实习，而观政进士又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后世的领导秘书，这可不得了。
众所周知，“领导身边的人要当领导看待”，因为很多时候想见领导并不容易，只能见到他身边的秘书。这秘书的一言一行，究竟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领导所授意的，旁人不得而知。不得而知，那就只能通通当做领导的意思看待，否则出了事怎么办？
官场之上，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不能领悟领导的意图，因此“秘书”的地位从来都是跟领导的地位直接挂钩的。
袁宗道既然能在申时行身边观政，地位当然很独特，虽然他来申时行这里还没多久，但在外头已经被很多人看好其前途了。不过，这里要说的是袁宗道为何能来给申时行当“秘书”。
理由有两点：其一，他是二甲第一名。由于一甲的三鼎甲去向是明确的，都是直接留在翰林院，通常一进去就会被安排事情做，所以三鼎甲很少来内阁观政，于是二甲靠前的那些庶吉士们，就成了观政的首选对象。袁宗道身为二甲第一，“分配”给申时行是合情合理的。
其二则是袁宗道的文林地位。别看袁宗道今年还不到三十岁，但他在文林的地位相当不低。缘由可能是其比较独树一帜：在复古派极盛一时的情况下，他独推白居易、苏轼，成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在后世看来，以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袁中道，袁宗道又次之。
不过那是后话，是后人的评价，在今年——万历十五年的时候，袁宗道的名声才是三兄弟之中最大的。不仅因为他是三袁之中的长兄，而且也是兄弟之中的第一个进士。
后世名声最大的袁宏道要到万里十九年才能考中进士，而袁中道的进士之路就更加坎坷，到了万历四十四年才得以考中，而当时袁宗道都已经死了十八年了——袁宗道死得很早，万历二十八年就突然死了，据说是“惫极而卒”，终年仅四十岁。这也可能是他后世名声不及两位弟弟的原因之一。
公安派是历史上万历年间以三袁兄弟为代表的文学流派，也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这一派主将还有翰林院编修曾可前、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人。
自弘治以来，大明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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