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渝中学的修建非常顺利，当年十二月破土动工，三月份校舍建成，开始招生，初期招收新生300人，张伯苓先生任校长，喻传鉴先生任教务主任。老师们也早早到位，提前入住了西华小区，鲁西华专门让郭文安排了一栋楼留给南渝中学的教师居住。虽然现在只来了十几户，但是鲁西华相信随着战局的扩大，南开学校的南迁，这栋楼会住满这些点燃星星之火的勇士。
三十三岁的梁实秋先生此刻满脸的踌躇，怀里揣着张伯苓先生的介绍信，手里提着行李箱子，年老的父母、劳累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紧紧地依偎在自己的周围，站在码头上打量着这座陌生的城市。
今年十月份，周先生的逝世，结束了两人之间长达八年对垒似的论战，他那追寻文学自由性的思想在这个时代遭到束缚，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因而被周先生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昆仑也曾把他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而他自己只是在这乱世之中寻求一点生活真趣的的小蝴蝶。
梁先生是京师人，每年榆荚成雨时，梁家都要做榆钱糕，全家在院中分而食之，吃完仆人们请安道谢而退。一次，梁的哥哥心血来潮，吃完后走到祖母跟前，学着仆人的样子屈膝请安道：“谢谢您！”祖母勃然大怒，气得几乎昏厥过去。梁父无奈，只能取下马鞭，对哥哥家法伺候。虽然父亲的马鞭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却将一旁的梁先生却吓得半死。原来，他当时也准备学哥哥，跟进请安。从此，他看见榆钱就觉得恶心。
儿时的梁先生特别憎恨他的小辫子，觉得像猪尾巴一样难看不说，早上起来梳辫子也实在恼人。年岁稍长，听父亲读《扬州十日记》《大义觉迷录》等书，又听父亲讲清军入关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故事，梁对辫子愈加反感。辛亥革命后，他马上跑到理发店剪辫子，虽然“连揪带剪，相当痛，而且头发渣顺着脖子掉下去，实在不舒服”，但内心“十分快意”。
上小学时，梁先生各门课程都应付自如，唯独畏惧“算术”，他说：“像'鸡兔同笼’一类的题目我认为是专门用来折磨孩子的，因为我当时想鸡兔是不会同笼的，即使同笼也无需又数头又数脚，一眼看上去就会知道是几只鸡几只兔。”
五四运动时期，梁先生跟随学生队伍到前门外的珠市口进行演讲。他们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便开始演讲。人越聚越多，讲演者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两三辆汽车因无法通过，不停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有人一声喊打，众人便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这件事使梁先生对五四运动有所反思：“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五四”运动后，学生会要求学校给予其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先生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说：“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梁先生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由此可见梁先生是一个有着真性情的人，他向往朴实简单的生活，讨厌尔虞我诈的政治。
他与周先生的论战源于1927年11月，梁先生应《复旦旬刊》之请，在该刊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梁先生认为，文学所要求的只是真实，忠于人性。当时，景仰卢梭的周先生刚从花城来到沪市，对梁先生一文极为不满。一个月后，他在语丝发表《卢梭与胃口》一文，对梁先生的观点进行驳斥。
在周先生发文驳斥其观点后，作为文学界后辈的梁先生秋毅然提笔应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从此以后周先生和梁先生结了怨仇，左联的作家们开始高举大旗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将之冠以“资本家的走狗”的称号。
周先生的逝世，结论了两人之间这场八年的论战，为了避祸，也为了远离日益狰狞的日寇，梁先生从张伯苓手中接过了一封介绍信，经过张校长的劝解，决定全家前往山城，追寻张校长口中的桃源，只期望在乱世中能有一处安身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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