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与王应麟一夜深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但出于谨慎和保密计，决定让其回京当面向几位执宰禀明当前的形势。次日便以其身体有佯，需回京调养为名让其返回临安。临行前一再叮嘱其回京后一定要迅速与几位执宰会商，摸排清底数，在五日做出定议，迅速回报，不得耽搁。
与此同时，为保证能尽歼玉昔帖木儿率领的南侵之敌，赵昺开始调整兵力部署。他将敌情变化和扬州方面的回援计划通报给江东制置使赵孟启，令其统一调度各军，务必全歼南侵之敌。并命其根据敌情变化和兵力的调配，重新制定作战计划，及时回禀。
本来赵昺准备在朝中有了定议之后再行通报给湖广制置司，但是他思虑再三后，以为时间紧迫，待京中有了结果，才知会湖广置司时间未免太过仓促。先前虽然有针对淮西用兵的详细作战预案，但此次用兵规模大，作战领域广，且需要两个置司配合作战，显然此前制定的作战计划已经不适用，必须经过修改和调整。
而此战的关键点就是要趁敌军两淮大部兵力被歼，蒙元朝廷还未做出反应，调集兵力增援两淮之际，己方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两淮地区的残余敌军，迅速占据战略要点。可这就需要事先做出完备的作战计划，一得到命令便立刻展开行动。
可这一场大的战役，仅湖广制置司动用的兵力就有十数万之众，如果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完善的计划及快速反应，仓促之间就会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在战场上乱撞，更不要说与友军相互配合。此外还需要庞大的后勤保障，这也需要征发夫役，调集物资，在战斗爆发后能够到位，而这都需要时间来准备。
从战役考虑计，赵昺还是决定给江钲通个气儿，免得一时间措手不及。当下湖广置司承担着征西军后勤和兵力保障任务，还要分心征伐云南的事务，能够有抽调多少兵力参与收复两淮都需要斟酌。同时还要警惕安南和占城这两个‘流氓’趁火打劫，骚扰广西，这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正是由于湖广置司承担着更为繁重的军务，兵力部署分散，在动用其兵力上赵昺就要做更多的考量，免得顾此失彼。因此他给江钲的信中要求其对收复两淮之事暂时要保密，但是部队要以准备增援淮东战场为名提早动员，向交通便利的地域集中，并按照大战役级别将弹药和粮草发放到团级辎重队。同时收拢水军，征集商船，做好渡江准备。加强对当面之敌的侦察，尤其是襄阳方面的州府敌军部署、交通和人口等情况，做好攻取襄樊和收复淮西地区后的防御计划。
赵昺也知在未经两省会商后，自己便发布战争动员令，有专权之嫌，可能会引发众臣的上谏。可他意不在此，当下表面上积极征询两省的意见，听取重臣的建议，但是在内心中他早已有了主意。一旦时机成熟，即便众臣反对，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发起收复两淮的战役。
从前赵昺一直对是否攻取两淮十分谨慎，并多次驳回臣僚有关对江淮采取攻势的上奏。一是担心刚刚收复江南，根基不稳，需要先行稳定内部；二是底子太薄，贸然发动攻势，又难以一战而下，双方陷入胶着。不仅难以休养生息，还不得不消耗巨资与敌对战，从而重走老路，导致经济崩溃，动乱不止，终归亡国。
所以赵昺答应蒙元方面的议和提议，期间双方冲突不断，但是都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只是以打击其南侵的念头和破坏他们经济为目标，并未酿成大规模的战争。双方谈谈打打也就维持着虚伪的和平，但是谁都恨不得一口将对方吞掉，可又相互忌惮，哪一方也不敢挑起大战。即便此次赵昺率先挑起边衅，也是意在打击玉昔帖木儿的‘南侵’之意，使其不敢再生南侵之意，为自己的发展赢得时间，而非以收复两淮为目标。
不过谨慎不代表不想，赵昺一直将收复两淮作为战略目标，因为两淮对江南太重要。‘守江必守淮’，这已经是历代南方统治者的共识。南方政权皆是以建康为核心，即便南宋以杭州为临安之地，其实依然无法摆脱。依靠建康，南方政权可以享有太湖地区的人力粮食和长江地区发达的水运交通，以便和北方政权长期抗衡。
而要保住南京，必守长江。长江虽是天险，但却不是保险箱。长江天险从荆襄到九江，再到南京，如此之长，根本就无法处处设防。如有一点突破，那么北方的大军就会以高屋建瓴之势瓦解整道防线。当年的隋灭陈，北宋灭南唐莫不如此。
如果想要长期固守，只能进行纵深防守或机动防守，扩大自己的战略纵深，这时候淮河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淮河至长江地区水系茂密，支流众多，例如淮河的支流颍水，涡水，泗水等等，而且淮河的终点洪泽湖也是长江以北地区的大型湖泊。
一般来说“北人骑马，南人乘船”。如果北方的大军南下，必然要沿着颍、涡、泗三水前进。南方政权在此三河与淮河的汇集处修筑城市，形成了寿春、钟离和淮阴这三座军事重镇。他们可以凭借坚城顽强抵抗，利用水流让自己的水军快速机动，拖住北方骑兵的进攻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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