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问他，不开税场，怎么征税。
晏湲说，只征地税，则便民，省官。十里长街，尺量造册，税收多寡一目了然。三名小吏，即可收尽一城之税。
皇帝又问，能收多少，比扬州如何？
晏湲说道，扬州人多，临安人少，但临安钱多，应该不少于扬州。
皇帝担忧，说四五十万临安人跟一百万扬州人，纳一样多的税，会不会过重。
晏湲说道，其实扬州的税这几年一直在降，税额定了一百万，却每年都多收，因此每年都降税，就是不想多收。
全天下都嫌税收不上来，扬州倒好，还嫌税收的多。
皇帝问其故。
晏湲回答，税收不是好事，够用即可。税重则民疲，扬州税轻，所以民兴。
皇帝大喜，决定让晏湲主临安税监。
晏湲并没有完全照搬扬州那一套，他跟着李慢侯将近十年，学到了大量思辨思想。
他很清楚临安跟扬州不一样。
这里权贵太多，权贵的税收不上来，谁敢去张俊的太平楼征税？
他可不想把自己置身于权贵斗争的漩涡中。
于是他先跑去拜访张俊等大员，张俊同意交税，他才敢征税。
张俊交税了，其他人也只能跟着交。
很快以地税为主的一套简单税制就制定出来了，税率不算高，但很灵活。
他先派人找牙子们问价，掌握了全城各条街区的租金高低，租金高的地方，肯定就更值钱，就能承担更多的税。总税额往下一摊，简单的算数问题。
除了地税之外，其他税种并不多，但都是很容易控制，极其简单的税种。比如牙税，临安是京城，天下资材聚集之地，在这里做钱的生意，是最赚钱的。这种赚钱的生意，权贵没道理不做，所以公主在做，张郡王在做，许多达官贵人都在做。
向这些人征税不容易，但这些人钱最多。同样是先跟他们谈，谈好后在收。
为什么权贵愿意交税？
原因很简单，走个过场，收他们多少税，还会退他们多少税，可要是他们都不交，凭什么让别人交。
从扬州知州做成了临安税监，官变小了，但权力却很大。因为晏湲是带着皇命的，没人愿意直接跟皇权对抗，尤其是当有选择的时候，晏湲给他们的选择就是，先收他们的税，然后皇帝会赏赐下来，收多少赏多少，目的是为了收老百姓的税。
这种事情对吗？肯定不对。李慢侯就不会这么做，甚至还跟晏湲谈过这么做的坏处。权贵不交税，不管用什么方式，最终都会有人利用这种漏洞，将自己的产业纳在权贵名下。
但晏湲还是要做，一方面官员免税的领域广泛，征税越复杂，他们的优势越大。比如贩卖私茶的，多是管茶政的官员，贩私盐的多是管盐政的官员，还有数量庞大的官员，利用朝廷给予他们盖房材料免税的权力，大量跑到川陕山中采购竹木，贩运到临安来卖。将税制统一到简单易行的不动产领域中，反而大大弥补了普通商人跟官员的竞争劣势。
另一方面，晏湲只管征税，征收上来的税该怎么用他不管，就让赵构去赏赐权贵，赵构舍得，那是他拉拢权贵，赵构不舍得，跟晏湲没有关系。用这种办法，让皇帝看到，也让皇帝成为跟官员直接正利的对象，将自己从中摘出来，至少不是顶在得罪权贵的第一线，对于他这种变法者来说是明哲保身的做法。
一下子将许多杂税裁掉，肯定会出问题，将税额都加在土地持有者身上，短时间内，他们肯定怨声载道，而这些人大多非富即贵，能在寸土寸金的杭州城里拥有产业，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这些人影响力巨大，发出的声音也很大。这一点，晏湲是跟赵构谈过的，赵构支持他。因为晏湲的道理很明显，通过征税，让最值钱的土地发挥最有价值的作用，而不是被权贵用来闲置。一旦改税，临安的商业格局会发生改变，最好的地段会慢慢变成经营古玩珍宝的街区。最四通八达的地方，会变成粮仓、盐场用地。最热闹的地方，会有酒楼茶肆。而读书的地方，会搬到偏僻安静的场所。
但晏湲的手段还不够硬，因为他虽然向张郡王家的酒楼征税，但他不敢向张郡王府征税，他向公主门下的牙人征税，却不敢向公主府的地产征税。更不用说道观、寺庙和学校这种机构了。
而李慢侯在扬州的时候，可是管大明寺、铁佛寺的和尚们征税的。为此不惜威胁灭佛，那前朝后周的柴荣灭佛吓唬他们，告诉他们，他们的产业太广，又不征税。现在没有军费，要么交税，要么让他灭佛法僧三宝，给他们一场法难。
至今扬州的宗教地产都在交税，李慢侯虽然兴学，可各级学校也在交税，不同的是，这些学校又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返利。钱可以给，但权不能放。否则就该有人托庇在学堂下，将自家的田产变成学田，分给学堂部分租税，逃避税收。
晏湲改制后，赵构每月都能收到一笔钱了，因为商税是按月收的。赵构突然发现，他每月要将将近一半的钱反赐给各级权贵，不由肉疼。原来权贵们偷逃了这么多的利税，难怪国家穷呢。
但他没办法，宋代商业发达的源头，就是宋太祖、宋太祖就保护商业。官员经商风气浓厚，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许多书生读书，有了功名，做官之前，都是先置产业，用产业供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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