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的战功引起整个江南轰动。临安府（杭州）的朝堂上当然热议不断。
朝臣们脸上积压了半年的忧色，终于得到缓和。这半年来，不止赵构承受着巨大压力，文官集团同样如此。有胆量，有魄力的文官，此时都不在朝堂，因为他们会主动申请去前方抗敌，比如张浚。留在朝堂上的，只剩下一群说起话来大言不惭，可真大难临头时，只会逃跑的货色，比如周望。
他们压力大，是因为他们跟皇帝一样，都认为金军的进攻目标还是江南。他们潜意识的认为他们所在的位置，才是最重要的位置，金军一定会进攻临安。于是在扬州被围期间，他们无法驱使刘光世这样的武将去江北解围，就不断的让那些能够调动的力量支援。比如身在陕西的张浚。
所有人都认为淮南才是进军进攻的重点，是他们下江南的准备，包括张浚也这么认为。于是张浚不断催促陕西的西军集团进攻，缓解江南中枢面临的压力。至于准确的兵力部署，这些文官早就不相信，因为各地武将发来的信息，往往都声称他们面对十万或者百万金军进攻，完全就没有可靠的数字给他们判断，只能思辨式的判断淮南是进攻的重点，而不是贫瘠的陕西。
可金军比他们高明多了，金军反而认为陕西的威胁更大。因为那里集中了十几万西军，其中骑兵就不下五万。这些都是张浚的功劳。
张浚主动申请去陕西，为了实现他的战略构想，他能力可能不行，但却是朝堂上为数不多，很可能是唯一一个，能提出构想，并有决心将之不顾一切实现的人，按照王阳明的标准，张浚算得上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
张浚的构想是朝廷坐镇鄂、岳“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其中前两条已经随着他离开中枢，官员们放弃迁都武昌，转而南下杭州而破产。但后两条却已经接近实现。
张浚刮地三尺搜刮四川财赋，囤积了数以千万贯计算的财富和物资，然后又重新招募西军，在陕西拉起了十几万军队，具体数量很难确定，可能连张浚自己都数不过来，加上有吃空饷的弊病，实际数量很难确定，《金史》中说有步骑十八万，其中步兵十二万，马兵六万，这数字还是比较可信的。
因此直到拉起军队，张浚的表现都远超同时代的官员，这跟他的性格有关，他就是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入陕之前，他派人专程去四川武侯祠祭祀诸葛亮，誓师北伐。然后穷刮四川财赋，张浚就是四川人，这种拿老乡开刀的行为放在他身上，不能指责，因为他连自己都不放过，他自己捐献了五千两黄金家财给军队，张浚是名门之后，唐朝张九龄后人，他爷爷是宋朝官员，爸爸是进士出身，同样是官员，他是官宦世家出身。拿私财助军用，五千两黄金虽然不会让他家破产，但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财富，贡献的比例，比四川人均要高的多。
这种不顾一切达到目的的精神，带给他极强的执行力。四川的钱财他搜刮到了，关陇的兵马他也招募到了。他甚至为了顾全大局，压抑他这种性格中带有的极强的控制慾，对西军将门委曲求全。西军那些军头，要钱给钱，要物给物，他可以把他的四川老乡的裤子都当了，也要给这群陕西武夫配上精良的装备，充足的粮草。甚至重建汴京之围被金军打垮的骑兵，扣下了几乎所有从吐蕃哪里买来的战马，组建六万骑兵。
张浚觉得他能做的都做到了，可是西军将门领袖曲端不配合他，始终按兵不动，只知道要钱要物。张浚身边的幕僚都对曲端的跋扈不满，但张浚强压怒火，反而对曲端恭恭敬敬，收起了宋朝文官向来歧视武将的傲慢。学习古代重视武将的传统，搭建了高台，对曲端行拜将之礼。他就是希望曲端能配合他，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功业。
但曲端始终不为所动，当陕州的李彦仙独立抵抗金军从关中和河南两面夹攻的时候，曲端见死不救。始终坚持应该死守关隘，勤练兵马，坐待时机。
终于陕州失陷，李彦仙战死，张浚终于忍无可忍。此时赵构的圣旨传到张浚手中，要张浚发动攻势，牵制南下淮南的金军。张浚再次要求曲端出兵，曲端再次拒绝。结果张浚直接将曲端拘禁，罢免曲端的职务。
到这里，张浚的行为依然不算犯错，不但成功罢免了军队统帅，还没造成兵变，反而牢牢控制了军队，甚至可以说变现的很出色。但是直接掌控军队之后，他再次犯了宋朝文官一而再、再而三犯的低级错误。
那就是张浚心里那种轻视武将，自以为比武将更会打仗的偏见让他刚愎自用，听不进武将的合理建议，很可能也听不懂。但他现在掌握了绝对权力，他要开始反击。在他的指挥下西军趁着金军主力不在陕西，收复了不少地方，甚至一度将长安也收复了，气势如虹。
张浚这次更加觉得自己是一个军事天才，而他的行动确实牵制了金军，大量金军增援陕西，原先只有完颜娄室一路兵马，后来调来了更高的完颜宗辅统军，虽然因为李慢侯将兀术拦截在长江以南太久，兀术没能像历史上那样，成为金军攻掠陕西的第三路军，可是金军还是跟张浚在陕西展开了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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