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冷冰冰硬邦邦的大地变得绵软，空气中散逸着甜香，阳光温柔地抚摸万物，和风在衣服里调皮地嬉戏。一场细雨过后，岸边的柳树被洗得青翠欲滴，杨树、榆树、桃树也慢慢晕染了一片片天空。
“大干渠来水了，浇地去啊。”有人喊着。
父亲忙碌起来了，招呼人们抬柴油机、拉水泵，运到大干渠。大干渠里引来的黄河水裹着黄沙滚滚向前。父亲指挥大家将泵安放在渠边，有人跳入湍急的水流清除入水口处的杂草淤泥，在三月的天气里冻得嘴唇发青。
吆喝声中，大家先抬起入水管口，然后在出水管口内灌入大量的水，接着发动柴油机，拿来皮带，一边接在泵上，一边迅速套到旋转的柴油机上面。当泵旋转后，再将入水管口掼入干渠内，“腾腾腾”几声闷响，出水管口处宛若游龙喷水。水流通过渠道汩汩盈满张家村的沟渠。整个村的人都忙起来了，纷纷扛着铁锹，站在沟渠边引水入田。
水在干坼的田地里欢快地流淌着，轻柔地抚摸着土地，轻轻向前探索，所到之处畅快地吐着泡泡。待要苏醒的小麦则贪婪地吮吸着水分，在微风中翩翩起舞，当甘甜的黄河水吻过它们的全身，它们绿得耀眼，闪着油光。
几天后，水慢慢渗入地下，那些空旷的棉田渴望着被充满热情的犁头开掘。
暖风吹过一阵又一阵，当枣树刚刚萌出嫩芽的尖角时，大家开始着手准备。
“该泡花种了。”二爷提醒我爸。花种是棉花脱绒后留下的种子，通常选用地里生长最好的棉花脱绒。每个忙季，无论秋收春种，爸爸总是会忘记这些“琐事”。
尽管二爷提醒了，爸爸还是会慢上几拍，跑来跑去处理着别人的事情，看上去很忙碌，到最后，终于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催促母亲去给棉花脱绒。
“棉花播种马上到眼前了，为什么棉花还没脱绒？！”二爷质问我父亲，表现得很激动。当然，这种话题二爷每年都会问，每年还是会如此，这是令他激动的原因。
“我忙来忙去，没抽出空儿来。”父亲辩解着。不过慑于二爷的权威，他只是嘟囔几句，低得自己也听不清就算了，他绝不敢用对待母亲的那种态度对我二爷说话。
我站在身后很难过，仿佛二爷批评的不是父亲，而是我。我家那种事事落在人后带给我的羞耻感，和无力改变事实的无奈感让我极度痛苦，感觉到五脏六腑在体腔里煎熬翻滚着。
父亲安排完就走了，母亲叫来洪洋嫂子帮忙，将硕大的棉花包架到独轮木推车上，用绳子系紧，洪洋娘离开后，母亲蹲下身，两手分开握紧车把，沉闷地“嗯”了一声，提起车把向前，用力一推，手推车“吱扭吱扭”驶向加工站。虽然母亲没邀我同行，但我一声不响跟在后面，唯有这样才能缓解我心底的负罪感。
加工站里的机器“嘭嘭嘭”地响着，工作人员紧张有序，从这头塞入棉花，机器发出沉闷的吼声，接着，底下稀稀拉拉地落下一粒粒黑色的棉籽儿，前边的传送带上则出现一层洁白而柔软的棉絮。那棉絮轻轻柔柔的，仿佛缭绕的云彩，让人忍不住上前摸摸它们。
“夹着手呵。”工作人员警示着我。我忙把手抽回来，站在近处，看那些“白云”继续游动着，在我的凝视里结束了加工。
母亲付了钱，收好棉籽儿，打好棉絮的包裹架到车上，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父亲把棉籽倒到一个大盆里，加入足够的清水，盖上盖垫，放在三月绵软的阳光下晒着。种子彼此依偎着，滋润着水分并享受着阳光的温暖，外面的世界太美好了，它们都想探出头来看看。两三天后，父亲揭开盖子，搅拌那些种子，捡出几粒举在阳光下看，但见种子的“嘴巴”张开了，吐出嫩绿色的“小舌头”。
父亲招呼母亲从灶间扒出一些草灰，平铺在地面上，将盆里的水沏干，把种子甩净放入草灰里。种子和草灰搅拌后，一粒粒松散着，颗颗分明，有利于下种。
“走，种棉花去。建强，去牵驴，我要套地排车。”二爷说。“地排车”，最早是木制的，前面有辕，套入大型的牲口拉行。后面有斗，可以装载东西。
二爷套上地排车，拉着犁把、大耙和“木楼”，拉着我们，驱车来到地里。二爷卸下地排车，套上大驴，后面拉着犁把，开始翻耕土地。冒着碱花的土地被翻开之后，一趟趟一行行，宛如风在湖面上吹起的波浪。他卸下犁把，再套上大耙，将土地耙平。
“下种了。”二爷说着，从地排车上搬下“木楼”。“木楼”是一种木制播种器械，后面有两只扶把，前面有拉把，人畜均可拉行，上面有撒种的斗子，斗子后部有一个口，连着向下的两根铁管，铁管的最下端，有尖尖的角。木楼被驴子拉着，二爷在后面把着，父亲向斗子里撒种，顺着铁管，种在在被铁脚尖头拉出的小土沟里落地，木楼驶过后，小土沟的土壤颗粒滚动合拢，掩埋了种子。
所以那时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二爷在后面扶楼，前面套着大驴，父亲撒种，在松软的土壤上前行，老兄弟俩的脖颈闪耀着汗液的亮光，被投射的夕阳在大地上剪出暗影。二爷时不时对着大驴吆喝一声，那声音抑扬顿挫，印在黄昏的帷幕上。就这样来来回回，一行行，一趟趟，希望被播撒在那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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