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知明州事郭易简身在宋营心在同，为了获取大功绩以引起正乾皇帝的关注而在海贸管理上投入了极大精力。
经过近两年的深入调研，其人终于摸清了当前海贸存在的问题和根源，并向大同朝廷上奏了《明州市舶司“饶税”改革疏》。
“饶税”一词源于司马迁《平淮书》中的“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郭知州以“饶税”一词为自己的海贸税收改革政策命名，明显是为了迎合正乾皇帝不加赋税而增加国用的一惯做法。
在这道奏疏中，其人并没有全盘否定赵宋王朝在各市舶司施行的抽税制度，原本民用商船按规定路线进行贸易，规定时限返港，逾时未归必须缴纳罚款等制度均建议保留不变。
在此基础上，郭易简建议对按规定时限回港的商船可以给予返税奖励。
而且，罚款和奖励均与逾时或提前返港的时间直接挂钩，并呈梯次设置。
也就是说，外贸商船返港时间越短获得的奖励越丰厚，反之，则罚款的数额也越大。
从表面看，郭易简提出的海贸“饶税”改革与原本的市舶司抽税制度相比变化并不大，但徐泽却敏锐地意识到这项税法改革的重大意义。
显而易见，这项政策改革一旦落到实处，官府从单船单次抽的税肯定会变少。
但商船出海进行贸易的周期将因此而大幅缩短，最终抽税总额肯定会激增。
不过，徐泽作为皇帝，眼光却放得更远，对他来说，赚钱永远不是第一位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是管理上的进步。
海商出国后于外国之间做转口贸易利润极其丰厚，丰厚到让海商们宁愿冒着他国宰割无人主持公道的风险也要长期滞留海外。
这种偷税行为固然让冒险的船主和海员们赚得盆满钵满，却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海贸税收，最关键的是存在人员失控商盗勾结的风险。
王朝处于上升期还好，有强大的帝国海军纵横四海，可以狂虐周边小国，不用担心任何人能在本国周边搞事。
但王朝衰败后，这些有钱有人还可能在海外有基地的海商就是极大的不安定因素，在利益的驱使下，肯定有人会内外勾结威胁帝国的海疆。
而采取“饶税”法后，就能有效减少商船故意滞留海外的时间，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其次，是技术上的发展。
在正乾皇帝的高度重视下，大同帝国投向海船设计上的金钱难以计数，而回报也极其丰厚。
有孟康的主持，之罘造船厂的大匠们接连攻坚克难，大同帝国最新的军用风帆战舰的性能已与赵宋水军彻底拉开了距离，也远远领先于徐泽记忆中的“此时”西方世界。
以这种速度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大同帝国就能开启大航海了，但徐泽显然不会满足于以风力和洋流做动力的航海技术。
格物院设计的蒸汽轮机尽管还存在诸多问题，却已经可以驱动内河船短途航行了，陈淳带领的技术团队还在逐步攻克蒸汽机应用的其他难关。
在可见的将来，大同的海上巨轮将会摆脱季风和洋流的束缚，穿梭于大洋之间，现行的风帆战舰技术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
海军舰船的技术不断革新，民用商船也要更新换代。
正乾皇帝从来就没有敝帚自珍的坏毛病，一直鼓励军用非核心技术逐步转为民用。
因为，能够扩散并产生收益的技术进步才是真进步。
不然的话，再先进的技术也会因为过于“先进”而失去自我革新的动力，并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变为后人吹牛打屁时缅怀我华夏曾领先世界多少年的谈资。
只有军用和民用技术相互比拼又相互促进，才能让技术革新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但事实却是这几年大同军用舰船技术民用化的速度并不快。
最主要的原因是需求不足。
靠洋流和季风航行的远洋商船大多只能在固定的时节跑固定的航路，跑完一个往返后就会进入一段时间的休整期。
一直等到下次顺风或顺流时，才会再次出海进入下一个航期。
连续出港返港的操作近海贸易可用，却基本不适宜于远洋贸易。
动辄数月甚至年余的航程，速度更快能够早几日到港的新船，对追求效率的船主们来说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也只是有一定吸引力而已，船主们为了这点吸引力而花费大量金钱更换新船的动力并不足，反正早几日进港又没明显的好处。
郭易简的“饶税”改革建议便有效解决了这一矛盾，更快的船意味着更少的税，傻子也知道怎么算这个账。
同载货量情况下，航行更快更稳的船型将会受到海商的热捧，而行进缓慢的老式商船将会以极快的速度被淘汰。
以此，大量的资金注入，大同民用商船技术将迎来大发展。
然后，民用技术又反推军用航海技术的发展，让二者始终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
而大同朝廷则可以通过税收杠杆，结合航海技术的革新迭代，不断缩短海贸线路的规定航行时间，逐步压榨——
咳——
逐步激励商船船主把更多的收益投入到海船更新上，让更多的人“自觉投资”航海技术革新，最终让华夏变成这个时空的航海技术狂魔。
事实证明，“饶税”政策改革非常成功，明州市舶司的商税总额当年就涨了近一半，次年再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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