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海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徐泽并没有讲实话。
大宋的各种问题确实很严重，但并没有严重到他讲的那么无解状态。
比如人口总量上，大宋人口虽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数值，可离这片土地的承载极限尚有一段距离。
且大宋能养活超越历朝的人口，的确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农业技术的发展进步，还有农业重心不断南移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但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并不是这些，而是比粟、麦等华夏传统粮种产量更高的占城稻在整个大宋南北得到推广种植。
就如同后世明、清两朝人口能超越历代并不断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却不是什么活民善政，而是得益于来自新大陆的各种良种在境内大力推广一样。
原本的历史线，南渡的赵宋小朝廷仅凭借半壁江山养了活大几千万的人口，也极少发生饥荒，可谓潜力巨大。
等同舟社以后收复燕云，再重开西域，并开发江南，获得更多的可耕种土地后，发展潜力就更大了。
徐泽相信，同舟社肯定能在人口增长达到极限之前，寻找到更进一步的解决方案。
但难的是官府想开发偏僻蛮荒之地，不是一道政令就能行的，需要很多主客观条件综合作用才行。
永远不要高估各级官吏的道德操守，朝廷大规模强制移民，造成的危害，比起一场高烈度的战争而言，并不会小多少。
而且，华夏人深入骨髓的故土情结，哪怕面对可能饿死的风险，也难舍故土。
更勿论背井离乡，去疫瘴横行之地，面对未知的疾疫威胁，并与蛮夷生番争夺并开发新土地了。
江南花石纲之役祸患如此深，愿意出海求生的百姓却仍是如此少，便是明证。
不过，话术嘛，不适当夸大，如何能增加讲话的效果，达到想要达到目的？
大宋其实有机会解决自己的问题，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熙丰变法，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甚至，还因此开启了党争，在某种程度上，把国家推入到了更加混乱的局面。
庆历新政为何要把澄清吏治摆在首位？
确实有很多利国立民的善法的熙丰变法，又为何会以失败收场？
问题都出在人——吏治上！
不解决官吏队伍的“思想”问题，再多的伟大设想都只能成为空谈。
这些“思想”问题，又有其宿主各自背后的利益所引导。
大宋众多官员一方面享受着远超历朝的高福利，一方面还占着广阔的田地，经营着大量的商铺，如何可能为了赵氏牺牲自己的利益？
不排除有一些官员，会为了国家的富强，而牺牲自己的“合法利益”。
但这些可以为了理想而献身的人，永远都是极少数。
至少，徐泽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
即便必须要为理想而献身，那也必须是他自己的理想，而不是某人强加给他的理想。
人性就是如此，每个时代都有其鲜明的特点，是不可复制，也不能复制的。
原本的历史线，七百多年后，老大的中华帝国一再败于蛮夷之手，辉煌数千年的华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救亡图存成了时代主旋律。
持续百余年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才能诞生众多为了各自理想而献身的伟大人物。
不是有了先进理论才救亡图存，而是在找到先进理论前，就已经救亡图存了。
无数为理想而献身的伟大人物经历了无数失败之后，才选择了先进理论武装的先进组织，实现救亡图存并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
而现在的大宋有什么？
人人为己的现实！
纸醉金迷的东京！
浮云盛世的虚幻！
恢复燕云的迷梦！
人间道国的荒唐！
即便国破之后，再建小朝廷，仍有暖风吹得游人醉的“临安”！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掌握了先进理论的穿越者，就能为所欲为？
做啥春秋大梦呢！
大宋并不是生来就等死的腐朽政权，它也曾努力过，而且一直在努力。
一个健康而强有力的政权，有的是办法通过税收、刑罚、奖惩、改革等手段“损有余而补不足”。
只要社会资源的总量没有减少，国家完全可以合理利用综合手段调配资源，以重新维持社会平衡。
这些道理，后人知道，时人当然也知道，大宋的历代精英们更是明白这一点。
大宋在仁宗赵祯朝，就已经到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的地步，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这样不行，必须改革。
从庆历新政至今，大宋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变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但都败于吏治，得国不正，管理上就始终放不开手脚。
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的朝代，在吏治上能如何振作？
有谁能在组织力本就薄弱的情况下，靠支持自己的力量，整治支持自己的力量？
而解决不了管理上的循环，就永远不可能解决经济与社会资源的循环，这样的大宋，即便不亡于异族，不亡于人口的循环，也会亡于经济的循环。
靠道德约束官员？
此时尚未经历很多变乱污染，道德的约束力还是有一些的。
但也只是“有一些”而已，靠道德约束文人，只是一个美好的梦而已。
要不了几百年，还会生出水太凉、头皮痒的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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