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们抓住冬闲时间加紧施工，在南头草庵学校附近，正在建造的草庵大桥也进展迅速。这座大桥长约500多米，是一座五跨的拱桥，桥的最高处距下面的河面大约有60多米。我也经常听到村里人说过这座大桥建设的事情，只是还没有去那里玩过。这一天，乔港村又早早的扯上了银幕，毫无疑问，他们那里又要放露天电影了。乜家厦乜南小队的人家照例早早的吃晚饭，可现在是冬天，原来过河的几种方式中只剩下远走东江浮桥和渡船两种了，但是船上一般拉的都是妇女和儿童。你看，我吴志强是谁呀？我去龙城开过会，给小朋友讲小说中的故事时连大人们也都一声不吭地蹲在旁边听着。都这样了，显然现在的我当然也就失去了再坐船过河的任何合理性。绕道东江过桥，太远，也不符合我的一贯性格，唯一的近道就是从尚未完工的草庵大桥爬过去。
我与东海、建安、士林碰了碰，他们都去大桥施工现场玩过。他们说大桥上的拱梁现在都已经调装到位，现在唯一没做的就是还没有安装或者浇筑桥面。
建安说：“我们可以从桥梁上爬过去。”东海和士林都说能行，我当然不甘落后。
这样刚刚吃完晚饭，天就已经擦黑了，我们四个人一路飞跑着来到了草庵大桥工地。工地上静悄悄的，这是因为民工们也已下班了。小时候我们几乎天天都在玩捉迷藏的游戏，骗过几个看工地老头的眼睛真的不算什么功夫。就这样，建安在前，东海跟上，我和士林依次爬上了大桥的拱梁。大桥的拱梁大概有30到40厘米宽，钢筋水泥浇筑。由于两边没有护栏，距离地面、水面又高，直接在上面行走是谁也不敢尝试的。只能是用两条腿杂着拱梁，两只手撑着，一点点地往前挪。拱桥从桥基到拱顶一开始是上行，然后又是下行。现在是冬天，坐在冰冷的水泥拱梁上，外边又是凌厉的河风。越到河心拱梁越高，河风越大，说实话我的心里真的害怕。时间长了，两腿夹着拱梁有点发麻，身子也逐渐的变冷，手也冻僵了。士林个头最高，但胆子最小，而且他又是最后一个上桥的。大家刚爬了不多远，他就吓得退着下了桥。快到拱桥拱顶时东海有点体力不支，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无法克服恐惧。东海也想退回去，可是在那高高的拱顶上，东海夹在建安和我中间。若他要退回去，除非我也跟着往后退，否则就必须与我在拱梁顶上交会通过。怎么交会呢？两个人的大腿都紧紧地夹着拱梁呢，不可能也不敢站起身子避让一下呀。我们试了几次，差点掉下大桥。60米高呢，掉下去就是个死。
小孩子们往往都是这样，做什么事情前不考虑后果，做了以后又后悔不堪。可现在的问题是只能硬着头皮向前。给我们信心的事，就是正当东海和我试着怎么后退的时候，建安已经远远的爬到拱顶了，即将开始下行。建安在那里使劲地喊着：“我已经到顶了，下面全是下行，会轻松很多。”没办法，东海又费力地转过身去，继续向着前方挪去。本来我们吃完饭就出来了，花了一个多小时才过了大桥。等我们跑到乔港村时电影早就开演了，好在正片前的《新闻简报》刚刚映完，正片即将开始。因为刚刚受到了惊吓，这部电影的内容一点也没记住。看完电影我和小伙伴们撒开腿向东江跑去，现在我们宁愿多绕一些路，再也不敢爬草庵大桥回家了。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一年。对我来说过去的这一年，1976就是这样。我当了优秀三好学生，光荣地出席了全市三好学生代表大会。邂逅了“杨春霞”，离别了朴雪月。我父亲的命运再遭打击，小鸽子老师不辞而别。经历了大地震，粉碎了“四人帮”。享受了太多的纯朴童趣，也感受到了改变的压力和责任。1976，很难准确地说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但是这一年，使得我对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一句话又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在《一生》中写道，“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我真切地感到，生活就像向日葵，永远在阳光下成长，也永远向着阳光微笑。
全国恢复高考后，东江中学上下群情激昂，从老师到学生全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是一瓢瓢冷水接连着从头浇下。第一年剃了个“光头”，第二年还是全军覆没。到这，全校师生才彻底的冷静下来，学校里少了些盲目和躁动，多了些稳重和沉静。从校领导到班主任、任课老师再到同学们全部静下心来，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打基础、狠抓教学质量上来。除了应届毕业的高二年级之外，其他班级也深受影响，平日里操场上奔跑嬉闹的同学少了，廊檐上的叽叽喳喳声没有了，同学们全都在教室里默不作声的埋头学习。
这时家里已经开始有了电灯，但这个电灯也不是能够正常使用的，要么是限时供电，要么是为了节省开支而舍不得用。打开电灯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还是件奢侈的事。再就是家家户户用的都是白炽灯，高高地吊在屋梁上，一盏灯兼顾两三间屋，也就是当个照明用。家里舍不得，在学校就不同了。学校教室里全是日光灯，一到晚上东江中学长长的一排圈型教室里，每个教室都是几盏日光灯全部打开着，照得教室灯火通明如同白昼。同学们坐在明亮的日光灯下学习，就连心情也不一样，会有一种更加酣畅淋漓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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