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大于国’，亦或是‘先有小家，后有国家’的观念，可谓是华夏封建史上，仅次于‘官员世袭制度’的落后思想。
在后世无数的事关华夏文明存亡的时间点，这个思想的存在，都导致了华夏文明受到了严重打击。
三国时期，天下各大宗族门阀奉行的‘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自是不用多说。
宋末蒙元入关，南方门阀世家觉得：左右不过是换个主子，并不影响生活。
即便是在满清入关之时，势力雄厚的晋商群体，也依旧觉得这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机遇’‘风口’。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封建王朝末年出现某某某登高一呼，天下为之大乱的状况，实在是太正常不过。
血统论和世袭制，刘弘还没有改变的打算——毕竟封建王朝的皇位传承，还是只能以父死子继的世袭制，才能确保政权安稳。
但家与国的先后关系，以及重要程度排序，却是刘弘必须要做出改变的点。
道理再简单不过：屁股决定脑袋。
坐上了皇位，刘弘首先要想的，自然是政权的安稳发展，以及尽量长时间的延续。
要想达成这个夙愿，那爱国思想的建设工作，就必然需要提上章程。
须得一提的是，作为华夏民族最璀璨、最光辉的历史时期之一，汉室享国四百余年，却并没有出现过十分明确的民族观念，亦或是忠君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人民对君王、对国家的忠诚，几乎都是以战争带来的国家仇恨作为根基的。
就拿战国末期的两大世敌：秦-赵来说，两国百姓之所以能紧跟国家号召，在必要时责无旁贷的踏上战场，绝大部分的原因，都只是因为战场对面，是杀死自己祖父、父亲、兄长的仇敌！
而秦锐士之所以能享有‘虎狼之师’的威名，也只是因为秦的一纸军功勋爵名田宅制度，将秦卒的对胜利、对敌卒首级的渴望提高到了极致。
说白了，秦-赵两国百姓之所以能有那般高涨的战斗意志，主要就是血海‘私仇’；秦这边，又多了个‘杀敌进爵’的私欲而已。
对于国家外部状况、战略局势，绝大多数百姓都不关心。
在国家税赋提高，甚至仅仅是比其他国家高的时候，还很有可能出现战国末期，关东各国百姓举家前往秦国的‘叛国’之举。
就连各国官僚、公卿贵族，在面对磨刀霍霍，势必要统一天下的虎狼之秦时，也多有‘良禽择木而栖’的想法。
而如今汉室，距离战国时期才过去数十年，战国遗风在汉室依旧浓厚。
拿如今，汉室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来说，绝大多数汉人对汉室的忠诚，都并非是单纯对刘汉政权效忠，而是多半出于华夷之防。
甚至于在汉室初，韩王信、燕王卢绾等人叛逃匈奴，乃至于后续叛逃的文人官吏，在做出背叛国家乃至于民族的事情后，都还能以‘各为其主’来解释自己的举措。
就算真有忠心于汉政权的，也大都是因为汉室初，刘邦对天下人‘授田加爵’之恩惠的感恩之情。
对于百姓，尤其是对于封建时期目不识丁、几乎全民文盲的寻常百姓，刘弘的要求并不高——能出于太祖高皇帝的恩惠，对刘氏皇帝有一个‘应该不是坏人’的第一印象，刘弘就很满意了。
至于后续的名望，也确实需要皇帝以身作则，实打实的照顾好百姓。
但对于官员，刘弘却不能忍受‘良禽择木而栖’的观念存在！
同样的道理：对于百姓把家庭看的比国家、民族重要，刘弘就算心有不畅，也只能勉强接受，再慢慢通过对外战争、对内整合来循序渐进。
但对于官僚将家族看的比国家重要，别说刘弘了，任何一个封建君王都不会接受！
如果家族比国家重要，那等将来，万一有某一个外族政权，如匈奴、南越等，以‘荣华富贵’的许诺来收买汉室的官员，那难度，岂不是比满清入关还容易？
所以，刘弘对于儒家思想的改造计划，乃至于对汉室如今普行价值的改造计划，也就显而易见了。
——首当其冲者，就是‘国家’的观念取代‘家国’的观念！
最起码，也要保证官僚阶级的思想觉悟，能达到‘没有国，何来家’的程度！
至于功侯贵勋，倒是不在刘弘的考虑范围内了。
在高皇帝刘邦许下‘山河永固，与国同休’的承诺之后，汉室的功侯贵勋阶级，实际上已经是汉政权的‘董事会成员’了。
汉室在，功侯贵勋便世袭罔替，代代富贵；汉室亡，便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作为同一条绳子上的两条蚂蚱，功侯勋贵阶级，甚至会比刘氏皇帝更希望汉室千秋万代，永世长存！
反观殿内站着的百官公卿，只要是没有侯爵的，几乎都是‘汉室集团公司’的打工人。
相较于功侯贵勋这样的董事会成员，这些打工人的觉悟，才是刘弘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
而陆贾出使南越一丝，便给刘弘提供了一个很好地机会。
“敢问浮丘公。”
就见刘弘面色陡然一肃，看向御阶下正一脸呆萌的《诗》博士浮丘伯，旋即稍稍一拜。
“朕闻孔仲尼曾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及至君臣之道，仲尼亦多言：君惠臣以功名利禄，臣摄君之威仪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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