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国家的根本，政权政治则是政治这一大分类的根本。
而有政权就自然会有官员，所以，官员是政权的根本。
君王或者领袖并不是政权的根本，官员才是，因为只有官员才是站在最前线和普通民众打交道的生力军，不过在中国传统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君王则是政权的根本，官员只是君王的家奴。
这倒也没错，因为官员随时可以更换，而君王不行。
而随着终身制和带有浓厚父传子家天下的封建王朝落幕后，君王不在存续，继而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最高级的官’，那么政权政治就变得良善了。
官员拆分开，就是官职和公员。
中国，是一个拥有极高官本位特性的国家，故而在中国历代封建时期做官，都是全天下人的梦想。
这里用了全天下人绝不是夸张，包括和尚、道士等方外之人，我们翻开史书，一样会看到这群人为了做大官而不惜折节取悦君王乃至从逆造反的例子。
如果有不为所动者，只能说明朝廷给的待遇还不够。
官员是政权的基础，也是君王权力的延伸，这一群体的存在帮助君王稳固统治、治理天下地方、教化百姓，所以有了苏绰那句话。
“具官为天下之本。”
如何选官、用官、治官是历代王朝、君主最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一项‘技能’，凡这项技能大成者可称为千古一帝，中庸者亦可称为守成之主、下成者便只能落一个昏君、无能之君的名号了。
骆永胜定下了大楚朝廷及下地方各省的公员编制，这属于选官的基础，而考《楚典》入仕途，便是选官之道。
因此，选出来的官好不好，不在于骆永胜，而在于《楚典》。
这不是一个游戏，这些人走马观灯般从骆永胜面前一过，什么政治、谋略、武力、统率的四维图就进入到骆永胜眼中，可以直观的看到一个人是不是大才、一个人才擅长哪些方面。
话又说回来，即使骆永胜具备这个能力，一个江西就有大小五千多名公员的编制，他看得过来吗。
全天下又何其多、官员的迭代更新以及新老交替速度何其快，他看得过来吗。
所以选官靠的不是君主有一双多么毒辣的眸子，靠的是选官之道是否良性有序。
汉朝的举孝廉制度便是一种选官之道。
一个人孝顺，那么他的品德、人性就应该不会太次，做了官应该就会是个好官。
这是汉代君王的想法。
于是有了二十四孝的故事，后人来看，便可以直观的看到其中有很多愚孝的行为，传承衍变下来，甚至发生了许多悖逆人伦道德的行为。
更何况，谁又知道行这些孝悌之事的人不是在作秀呢。
姑且在这一点上咱们论迹不论心。
那么，他们通过孝顺而入仕，也只能说明这群人是一个孝顺的人，不代表他们就是一个好官。
这是两码事。
魏武帝曹操也是举孝廉入仕，他在为汉臣期间见过太多同为孝廉出身的同僚禽兽为官，故而基业草创期间，颁行了招贤榜，荀彧荀家这个颍川士族代表，为曹老板举荐了大量的极其优秀的人才。
举贤不限文武，因而曹老板创业前期，麾下聚纳了大量的谋臣武将。
举荐制度便因此取代举孝廉制度成为了新的选官之道。
九品中正制的诞生加剧了举荐制度的恶化和腐朽，致使大量本没有才能且昏聩的废人甚至是坏人通过这条选官之道入仕为官。
选官是官员的基础、官员是政权的基础、政权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国家的基础。
从选官阶段开始就腐败，那么最终结出的恶果就是司马晋的腐朽与毁灭。
在南北朝这一混乱时期，各国各朝代为求强盛及统一天下，自然更加重视官员的能力，并且发现了举荐制度的弊端。
思想种子开花结果，杨隋有个皇帝坐不住了，他贸然的向已经固化的门阀阶级发出了挑战。
科举制度随着隋王朝的崩溃而诞生，成就了在华夏文明史中堪称留有最浓重色彩的唐王朝甚至是唐帝国。
自唐及后一千多年，历朝历代的政权政治基本都是在唐王朝的基本盘中打圈转，有微调无大改，这就是最直观的表现。
所以说科举制度好不好，当然好、非常好。
科举出现并成为国家新的选官之道，成为了天下有能力者、寒门士子跻身仕途之道，中国的官场从此进入优胜劣汰、存良去芜的森林环境，保存下大量有能力的为官者。
国家自然发展的越来越快。
后世的公务员考试，本质上也还是科举。
那就是想当官，就得靠自己的能力好好学习、汲取知识、努力考录，这一点是国家的重中之重，绝不能出现人为腐败和侵蚀。
当然话说回来，有人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没有腐败呢，但腐败是人为造成的，和制度本身无关，就好比举荐制度，举荐制度坏吗也不见得。
如果每一个举荐人都能做到周礼说的那种举贤与能，那真就天下大同了。
人有人性、因而偏颇自私很合理。
只能说举荐制度给了权力者更多操作空间和供腐败滋生的土壤，所以他没有科举制度更合理、更适合中国这个国家。
既然人会腐败做坏事，那就把惩处机制跟到位也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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