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建立1传国玉玺】
乾化四年（914）正月，李存勖擒斩刘仁恭、刘守光，威震河北。王镕的幕僚提醒道：“大王您拥有‘尚书令’的头衔，那可是后梁政权册封的，如今大王追随河东李存勖而与后梁为敌，就不该再保留后梁的官衔。况且自太宗李世民以来，就没人敢接受‘尚书令’。现在李存勖在河北扛把子，功勋虽然大，职位却很低，您不如顺势把这个头衔转让给他。”
王镕听完，后脊梁直冒冷汗，“对对对，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于是联合定州王处直，分别派使节出访太原，共同拥护李存勖为尚书令。
老规矩，李存勖推辞三次，然后接受，并援照太宗李世民旧例，设置代表中央的地方权力机构——行台，从此之后，李存勖就可以以唐朝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
很明显，李存勖接受“尚书令”、设置行台，都是不合法的。先不说“尚书令”是否允许转赠，王镕的尚书令是后梁册封，如今李存勖和王镕均不承认后梁政权，那么“尚书令”也就根本不存在了。然而在王镕的求生欲和李存勖的虚荣心作用下，各方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刻意回避了法理上的正确性这一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
接受“尚书令”，是李存勖称帝的重要里程碑。
到了贞明七年（921），李存勖取得了对后梁战争的节节胜利，控制范围不断扩大，几乎控制了黄河以北的全部土地，获得了极大的声望。
于是，早就称帝建国的前蜀、新近称帝建国的南吴（淮南），屡次给李存勖写信，劝他也早日登基称帝，加入皇帝朋友圈。
李存勖把这些书信转发给左右官员，并评论道：“从前，王太师也曾不断地劝先父登基称帝，说唐朝已经灭亡，我们应该各自称帝，各霸一方。先父告诉他，‘当年李茂贞称兵犯阙，昭宗皇帝驾幸石门，我率军诛杀奸贼，那个时候，河东声震天下，我如果趁机挟天子以令诸侯，盘踞关中，自己撰写一份九锡禅让诏书，岂不美哉？只因我家世代忠孝，宁死不篡。’先父还教导我，让我将来一定要匡扶唐室，不要学这帮家伙（朱温、王建）！时至今日，这些话语犹在耳畔。”说着说着，李存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李存勖说的冠冕堂皇，还不忘含沙射影，影射朱贼篡唐。我们还可以看出来，李存勖对王建的称呼是“王太师”，是王建在唐王朝的官位，李存勖表面上积极维护唐朝文物制度，所以只承认唐王朝的册封任命。
同时，还可以看出来，河东集团内部对“幸石门”之后班师太原事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认为当年就应该挟天子以令诸侯，不该听盖寓的妇人之仁。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李存勖口口声声要做唐朝忠臣，痛斥朱贼篡权、王建割据，他内心深处果真是这样想的吗？
答曰呵呵。
李存勖嘴上说不要，然而身体却很诚实。接受“尚书令”就是向外界释放的一个强烈信号。
前文“三镇犯阙”，在讲王行瑜讨要尚书令时，已经提到过，自从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尚书令”就成了唐朝人的一种禁忌，从此之后再也没人敢接受这个荣誉称号，而接受“尚书令”也就成了心怀篡逆的潜规则。
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代宗皇帝赐他“尚书令”，郭子仪坚辞不受，最后代宗皇帝实在无奈，只能把郭子仪坚辞尚书令的事迹交给史官，命编入国史。
此后，“尚书令”就成了大臣忠诚度的试金石，接受就意味着谋反。
李存勖既然已经坦然接受了“尚书令”，就等于给手下传递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如果手下们还无动于衷、装傻充楞的话，那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
随着李存勖在对后梁作战中的节节胜利，文武官属及天下各镇（如前蜀、淮南）不断劝进，请求李存勖顺天应民，早日登上皇帝宝座。
李存勖一边表示拒绝，“我是唐臣，不是唐贼”，一边却吩咐手下采购名贵玉石，雕刻皇帝玉玺。
这时候，魏州有位法号叫“传真”的和尚献出了传说中的“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自诞生之前就已经名扬天下了，而它的身世也一直充满神秘色彩。其前身是“和氏璧”，成语“完璧归赵”的那块儿璧，后由秦国丞相李斯篆刻，日后成为皇帝的“营业执照”，唯一合法信物。
翻看史籍，就会发现这块儿传说中的传国玉玺有多次遗失的记载。最早的一次出现自秦始皇本尊，据说他过洞庭湖时，忽然起了惊涛骇浪，秦始皇惊惧不已，便将玉玺抛入湖中，祈求龙王保佑，于是玉玺不知所踪。
多年后，才被人打捞，重新献上。
刘邦称帝后，得到了该玉玺，据记载，玉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且康”八个字，然而传说中的传国玉玺应该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也就是说，如果史料都是真实的，且无笔误、讹漏的话，刘邦手里的就已经是山寨版的了。
王莽篡汉的时候，向太后逼要玉玺，太后一怒之下，把玉玺摔在地上，摔去了一个角，后来用黄金修补，故而传国玉玺得到一个小名，“金镶玉”。俗话说“有眼不识金镶玉”中的金镶玉，就是指传国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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