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以来，负责动力的煤和石油，以及工业生产基础原材料的钢铁和塑料就成衡量强国的主要标准。
如果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那钢铁就是工业的骨架，在上个世纪的时候，预测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只要计算该国石油储量和钢铁产量就能判断得比较准确了，虽然说进入信息化时代后，硅片的重要性超过钢铁，但作为一个大国，年产多少钢铁依旧是重要的军事和国力指标之一。
曾饱受外国钢铁军火凌辱的华夏国对钢铁的渴望是外人难以理解的，历任国家领导都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提高国家钢铁产量，前年的时候，华夏国终于实现了钢铁产量世界第一。
实现这个目标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国内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对钢铁的需求非常迫切。
国内产量上千万吨的大钢厂如雨后春笋笋般冒出来，排名前列的宝钢、首钢甚至准备挑战年产亿吨的新目标，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迟早会在华夏国出现，这在国际钢铁业里已是没有悬念的共识。
但是钢铁大国并不意味着就是钢铁强国，在航空、汽车、包装等高附加值的钢铁产品方面，国内一直和世界先进水平有差距，现在国内一窝蜂上马的许多钢厂都是在追求大量生产廉价低档的钢材，而不是苦练内功。
国内这些大型国企都是如此，就更别说其他的民企了，都是拼命地靠着扩大产能和压低钢材的价格来抢占市场，生产出来的钢材质量可想而知。
只想靠进口铁矿石轻松赚钱，而不立足于国内现实高制造技术，这种不思进取的经营思路迟早会让很多国内的钢铁企业吃上大亏的。
只不过国内巨大的市场对钢铁产量是刚需，一些基建工程和加工行业对钢材的质量并不是特别苛刻，国内很多的企业还能保持一定的利润。
因为钢铁产量特别大，国内很多大型的钢铁企业开始代表国内钢铁企业参加全球铁矿石谈判。
全球铁矿石价格是根据国际三大铁矿石生产商与主要钢铁生产商商定的合同价格确定的。这个定价体系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运行，按照惯例，每年第四季度开始，世界主流铁矿石应商与其主要客户进行谈判，决定下一财政年度铁矿石价格，任何一家矿山与钢厂达成铁矿石买卖合同，则其他各家谈判均接受此结果，谈判原先分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开始多以欧洲市场价格准为准。
不过随着随着亚洲经济崛起，以新日铁代表的亚洲钢厂获得了更大话语权，谈判机制也发生了变化。
华夏国现在已经成了全球最大铁矿石进口国，去年从宝钢将作为国内的钢铁业代表开始参与亚洲铁矿石价格谈判。
谈判格局将是三对三，即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淡水河，对阵需方的宝钢、新日铁和欧洲钢厂，供货方方与需方以交叉捉对形式谈判。
杨杰对国内钢铁企业迎战铁矿石三巨头前景并不看好，国内的钢铁产业大而散的现状削弱了国内钢厂谈判实力，中国进口铁矿石数量虽占世界铁矿石海运贸易量近一半，但这些进口矿石指标分散到上百家钢厂手里，远不能满足需要，结果就是竞争激烈的内斗，混乱的市场秩序很容易让谈判对手各个击破。
华夏国的钢铁协会曾屡次要求钢厂自律，抱成一团集体作战，不单独与三大铁矿石生产商谈判，但每年都有少数钢厂偷偷与铁矿生产商签订现货采购合同，大大鼓舞了铁矿生产商涨价的决心。
再一个日本、欧洲钢厂与铁矿生产商有长期投资合作关系，涨价大多是左手换右手，带来的投资收益能够部分冲销铁矿石采购成的上涨。
而且更重要的是日本、欧洲钢厂基本上都是以生产高端钢材主，产品附加值高，对铁矿石涨价承受能力强，这个是国内绝大多数的钢厂根本不具备的。
那些铁矿商总会绕开华夏国与与谈判阻力较小的日本、欧钢厂先达成协议，所达成价格常常高于华夏国的底线，迫使国内的钢厂不得不接受。
杨杰多年前早在数年之前就通过聘请俄罗斯方面的专家来到华兴集团公司从冶金、金属加工、机械设备等方面一直持续地做研究开发，而且旗下的有着汽车、机械设备、航空发动机，现在又加上了飞机制造产业，内部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产业链，只要有新的技术专利出来，立马就会使用在所有的产业领域，商业转化效率非常高。
华兴集团公司的几个冶金厂规模都比较小，但是设备非常先进，人员数量非常精简，而且生产的都是高端的钢材跟合金材料，从源头上保证了华兴集团公司旗下所有子公司生产的所有产品质量都是非常高，成本也降到了一个很低的程度。
这样的模式在全华夏国也只有华兴集团公司这么一家。
而且华兴集团公司得到的这个铁矿区是露天矿，非常容易开采，尽管额外增加了选矿工艺设备，但是成本却是比进口的铁矿还要低，而且根本不受铁矿石价格波动的影响。
“我国铁矿石含铁品位低，澳大利亚不少富矿含铁量能达到50%至60%，可直接入炉冶炼。之前我国选矿技术落后，之前贫矿则要进过选矿精炼炼、烧结、球团造块后才能进入高炉炼钢，却是没有在选矿工艺设备上下功夫，加上采用富矿能省下了不少中间环节和选矿成，导致我们越来越依赖从海外进口大量铁富矿石，结果造成我们这个钢铁产量世界第一大国每年利润却被进口铁矿石白白砍了一大块。而最近铁矿进口价格已开始飞涨，我们仍旧没任何办法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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