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湖南督军赵恒惕任援鄂总司令，以湘军第一师宋鹤庚为援鄂总指挥，21日湘军两个师由岳州进攻湖北。在正史上他在没有任何后援的情况下仍然敢于独力犯鄂，在得到奉军少帅的支持保证后更是有恃无恐。
王占元急令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为中路前敌司令、刘跃龙为左路司令、王都庆为右路司令。25日又调鄂西军往蒲圻布防组织防御。湖北军主力都已布置在鄂南，在北方除少量驻军外实力极为空虚，形势对人民军极有利。
王占元之所以敢如此孤注一掷，也是倚仗背后有吴佩孚、冯玉祥等坐镇。在他想来，与冯、吴等都是私怨，站在同一阵营，他们一定不会乐意见到人民军入鄂。而在直奉双方都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和气时，张汉卿是不敢首开战端的。再说，鄂北多山路，人民军想大举进犯，各地不可能没警报。
可是很多事情都以出人意料开始的，驻鄂北的军队，早已因为他的腐败而与倒王力量达成协议放人民军入鄂，只因为张汉卿同意以后由人民军发放他们的军饷并在战后补足其几年内的欠饷…
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经过5天的急行军，西北军右路军第4骑兵师已抵达荆门地境的钟祥县。由于鄂西北各县市对西北人民军的入鄂抱以欢迎的态度，加之交通甚为不便，待王占元得知消息时，第4师前锋已渡过天门河源头，正向京山进发。
张汉卿这才正式发表声明：“本司令因应鄂省民意之请求，以驱逐王占元、救世主万民于水火为已任。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既事成，当凛遵前日之誓言，专注于鄂省自治选举，学良及所部亦决不谋求于鄂省之任何职务。”
湘、鄂两军开打互有胜负，正是难解难分的时候，四川的刘湘也来凑热闹，从西边攻进了湖北。刘湘是首先响应赵恒惕联省自治号召的，当然是来帮着灭王占元的。加上人民军从后面插这一杠子，这下子王占元立马吃不住劲了。情况危急，乃向吴佩孚求救，好友、第八混成旅靳云鹗部亦准备自豫往援。
西北人民军动作如此之快，连吴佩孚也措手不及。王占元虽然为他所不容，却好歹还能算是直系的稳固后方。他也早已将湖北算作他口中的一块肉，怎能轻易让与他人，而且对手还是他掌控中|央政权的大敌奉系？因此急令冯玉祥部就近出兵，以援鄂为名，先行占领汉口。另指派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刻日进发。
在他看来，虽然钟祥、信阳离汉口均只是300里路程，但是已方有铁路之便，冯玉祥部不需半日，即可抵达汉口，人民军的“泥腿子”兵，除非是飞，否则无论如何是赶不上的。
他的如意算盘是，既然赵恒惕、张汉卿均叫嚷着“鄂人治鄂”，他派了25师师长萧耀南当援鄂总司令，而这个萧耀南就是个湖北人！萧耀南到了武昌，就取王占元而代之，再由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北督军，这回真的“鄂人治鄂”了，看你赵恒惕、张汉卿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进攻湖北！
冯玉祥对吴佩孚的出兵湖北命令表示完全服从，但是以军事准备不充分、武器弹药供给不足为由，要求给予准备时间。
兵贵神速，哪里容得在这时候讨价还价？吴佩孚大光其火，却不得不表示冯部可以先行出发，补给将由萧耀南的军队迅速跟进。
然后冯玉祥又借口列车检修、司乘罢工等一系列理由，需要延迟数天，反正就是拖着不动。
吴佩孚终于明白了冯玉祥这是铁了心不掺合援救湖北的事了，然而这已经耽搁了一天。他决定把冯玉祥晾在一边，紧急命令萧耀南的部队列装待发。
人民军在崇山峻岭之间行军，因兵行过急，骑兵到了随州，步兵还在襄樊，重火力更在十堰。为取得缓冲时间，张汉卿发表电文，表示人民军乃是依鄂省人民之请，“师出有名”；吴佩孚借机染指湖北，“心怀叵测”；鄂省人民应认清形势，阻止萧军入鄂。
这些话，看起来只是当时交战各方为自己出兵讨说法的措辞，并不值得一提。不过鄂省人民仿佛认定了吴佩孚的军队就是来妨碍“鄂人治鄂”的大计一般，京汉线沿线的百姓都自发地进行阻止列车进发，几乎瘫痪了全线。
从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开始，一路经武胜关、大悟，几乎每隔数里便有成百上千之多的民众自发地涌上铁路线，或用大石阻塞交通，让装满军队的列车无法前行。急如火燎的萧耀南不得不安排官兵下车劝退人群并移走障碍，导致火车的速度比乌龟还慢。
得知消息的吴佩孚愤怒之极，命令萧耀南对妨碍交通的民众就地予以严惩。“这种小儿科的举动，以为这样就能给他们赢得多少时间？信阳武汉靠这么近，火车就是步行的速度也绝对会比人民军先到武汉！”这是吴佩孚冷笑着对人民军入鄂的回应。
一边是严令，一边是手无寸铁受“蛊惑”的民众，萧耀南左右为难，他的火气也是越来越大。一天之后，他也到了暴发的边缘。
在这要紧关头，远在沈阳的张作霖“巧合”地也发表了洋洋洒洒的“倒王”宣言，抨击王占元“侵吞公饷，纵容军变，祸害省政，保境无力”，并公然表示：“鄂人治鄂”为解决当前局面之最好办法，各方势力应尊循民意，以中|央政|府之命令为指南，行援鄂护民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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