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是潞王，王爷的身份在明朝很是尴尬，都知道明朝对皇室子弟诸多掣肘，很难参与到政治中来。
因此，我也被许多读者骂过，说我根本不懂得明朝皇室子弟的处境，完全忽视了明朝这样一个大背景。
我何尝不知？
但我还是选择了朱翊镠做猪脚，而且让他参与到政治中来，并最终把万历皇帝赶下台坐到皇帝的位置上。
现在终于可以谈谈我的看法了。
明朝皇帝子弟身份尴尬，受到诸多掣肘，很多人都喜欢将他们比作被豢养起来的“猪”，这是事实，是大背景。
但凡事都有例外。
并不是所有的皇室子弟都活得如同猪一样，也不是所有的皇室子弟都活得如履薄冰整天提心吊胆。
放飞自我的皇室子弟也有。
朱翊镠就是其中一例。
他是明朝第一代潞王，明穆宗朱载坖第四子，明神宗朱翊钧同母弟，生母孝定太后李氏，即小说中的李太后。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被父亲明穆宗封为潞王。万历皇帝登基之后，对这个唯一的弟弟宠爱有加，让他在京师待了二十年——这是一个特例。
朱翊镠受尽李太后的纵容无度和皇兄明神宗的恩宠加身，在大明朱氏皇族家庭中极其少见——又是一个特例。
朱翊镠终其一生，由于李太后的过度溺爱和恩宠，万历皇帝几乎无力，也无法约束而只能任其妄为。
而这正是致使朱翊镠有机会放飞自我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万历十年，朱翊镠十四岁，按照皇家习俗需要准备完婚。
为了准备他的婚礼，据记载，宫廷用了各色金三千八百六十九两，青红宝石八千七百余颗，银十万余两，珊瑚珍珠两万四千余颗……
由于费用奢侈，户部看不下去，以礼法《大明会典》载“亲王定亲礼物，金止五十两，珍珠十两”提示万历皇帝：潞王婚礼的费用严重超标。
然而，万历帝在李太后这座大山的重压之下，根本无法言明，只能置之不理，光边备军费就挪用九十多万两，甚至把整个京城的珠宝都买空了。
经过张居正的十年励精图治与整饬朝政，明王朝的经济状况确实有了很大改观，可朱翊镠婚礼开销实在惊人。
假如张居正不在万历十年去世，后来恐怕会被活活气死。
当时有不怀好意的人给李太后出主意说，张居正家有万贯家产，抄了他的家就不用发愁潞王的婚礼。
为了替宝贝儿子追讨婚礼费用，这位出身农家、曾经高度尊敬张居正的李太后居然点头同意了。
结果，抄家仅仅得了几万两银，根本不够她儿子用的。
不过，这些与朱翊镠后来的贪淫与奢华相比，仅仅只是个开始。
朱翊镠大婚之后，之国就藩就立即被提上议事日程。本来明代亲王的之国就藩没有年龄时间上的硬性规定，但素有出府成婚即议出藩的惯例。
几番考量后朱翊镠选择了卫辉。
历经四年，费尽艰辛，至万历十六年五月，潞王府终于竣工修建完毕。
整个王府建筑群规模宏大、雄伟壮丽，坐落于汲县城的东半部。至今卫辉潞王府的遗迹，依稀可见昔日气势。
修建潞王府期间，朱翊镠仍然居于京城。万历皇帝曾多次到昌平十三陵拜谒祖陵及视察寿宫的修建，每次离京都命朱翊镠监国——这又是一个特例。
万历皇帝对潞王的宠爱、信任、亲近可见一斑（这与本人在小说中所写的嫉妒、提防，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万历十七年，朱翊镠离京就藩，朝廷动用五百多艘船只装运财宝家私，沿途顺天、河南各府县官员均举行盛大的迎送仪式，这又是一场浩劫。
保定巡抚在奏疏里向万历皇帝大倒苦水：说潞王之国就藩，费用浩大，经由河间、大名二府，连岁荒役，委难筹措，乞于天津仓动支米一万七千石、临清仓动支米一万一千石。
按当时的米价，共两万八千石大米的比价约相当于两万两银子。
这些借贷，官员们必将往下层层摊派搜刮，百姓之苦可以想象。
就藩无须问政事，朱翊镠便开始谋划生财之道，仗着万历皇帝与李太后的宠，他可不管朝廷对皇帝子弟的掣肘。
穷极无聊之下，明朝那些精力旺盛的亲王们自然能搞出百般花样。倘若醉心技艺也就罢了，可醉心于荒淫，对皇家而言最多也无非多养几个不肖子，但对于百姓来说不啻于一场灾害。不幸的是，朱翊镠恰好属于后者。
他接任的是景王朱载圳的庄田，实际上景王是个无子嗣的短命鬼，名下受封的四万亩地多是虚数。
朱翊镠不说要多少土地，也不说要多少产业，只“奏讨景王遗业。”
这是一个聪明的决定。
万历帝当然同意，可着实吓坏了朝中大臣与地方官员。
因为景王死后，田地都还于民，又经过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全国土地丈量，“悉数版籍”，哪有土地可拨？
可万历皇帝不管那些，责令各地按老档案的虚数勘划土地给潞王。
此举在朝野掀起轩然大波，百姓“闻之色变”，各县、府、户部多次上书，但万历皇帝仍是坚持不改变。
最终四万亩土地强行搜刮到位，朱翊镠又追讨到景王名下的房课、盐税……
朱翊镠数年疯狂敛财有例为证：清政府于顺治年间拆毁潞王府，其他财产皆已悉数卖净，但唯独潞王家的义和盐店，清廷舍不得卖。原因很简单，到清初按官价正常行销，义和盐店每年仍有两千多两白银的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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