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忠州府尹权澺以及忠州防御使李之龙等人来说，清虏的剃发易服之令，固然令他们感到羞辱，感到愤怒，宁死不可接受。
但是，这个剃发易服之令，却也未尝不是给了他们一个号召所有人起来反清的契机。
遥想当年丙子胡乱的时候，清虏大军兵临城下，大明朝的兵马救援又不及时，朝人根本抵抗不住，最后不得已只能投降。
但是朝人投降之后，清虏并未命令朝人剃发易服，所以相当多的底层朝人百姓，并未真切感受到臣事清虏的屈辱。
只有士林儒生以及士林儒生出身的官员们当中，有不少人认为投降胡虏，臣事胡虏，是奇耻大辱，不可接受，因此仍旧心怀明朝。
如今数年时间过去，朝人之中心怀明朝的人越来越少，而力主臣事清虏的人越来越多。
照此势头继续下去，也许再过上几年，人心淡忘大明，那么他们摆脱清虏，归正天朝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
而这一点，也正是他们在得知林庆业、柳林等人配合杨振率军夺下了镇江堡，然后北方二道多地爆发了反清大起义之时，希望立刻在忠清道起兵响应的原因。
当时，他们被沈器远以时机尚未成熟为由劝住了，没有断然举起反清的义旗。
事后他们也发现，他们的带头大哥沈器远的判断是正确的，时机的确不成熟。
因为清虏大军很快就抵达了镇江堡城下，一旦镇江堡被攻破，杨振兵败身死，接下来就会轮到他们了。
认识到这一点后，权澺、李之龙等人强忍住了在忠州府起兵反清的冲动，放弃了对北方二道友军的响应与救援，埋下头选择继续等待沈器远所说的最佳时机。
他们原本以为这个时机，恐怕无论如何也要等到清虏过江东进的大军，重新返回镇江堡外的时候才会到来。
然而令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一次亲率大军来到汉阳城的清虏伪帝黄台吉，竟然会命令朝人无论官绅军民一律剃发。
而且剃发之令到了忠州府后，立刻引得民怨沸腾。
原本还在担心起兵反清清君侧能不能得到民心拥护的忠州知府权澺等人，愤怒之余，突然发现这就是他们一直等待的最佳时机。
好不容易等到了这种“时机”的权澺等人，坚定地认为清虏的剃发易服之令，必将激起举国上下的反抗。
他们坚定地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借此机会，像北方二道官民所做的那样，在忠清道各地发动一场抗虏反清的大起义。
同样，他们也坚定地认为，只要他们守住了忠州府城，打赢了第一仗，那么已经开始民怨沸腾的忠清道各地、江原道各地、全罗道各地、庆尚道各地，就一定会群起响应他们的抗清义举。
也因此，当他们面对沈器远急如星火一般派人送来的建议之时，他们根本不打算接受。
尤其是当他们听说他们一直追随的带头大哥沈器远，已经剃了发，易了服，并且还下令抓捕处死了林庆业、柳林等反清志士的宗族亲眷之后，更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直接将其视为了自己这帮子人里的叛徒。
就这样，十一月二十六日傍晚，接到沈器远的紧急口信之后，忠州府尹权澺、忠州防御使李之龙等忠州府文武官将，不仅没有出逃，而且立刻就在忠州府城内外张贴告示，发布檄文，并派人分赴忠清道各地号召起义，正式竖起了抗虏反清的大旗。
然而就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清晨，清虏多罗郑郡王济尔哈朗以及恭顺王孔有德，率领镶蓝旗巴牙喇营、阿里哈超哈营马兵以及两红旗汉军重炮牛录和大批新编的朝人仆从军，出现了忠州府城外面。
忠州府城的城墙不高，城头上有没有一门像样的大炮，——他们不仅没有一门与天佑助威大将军同一等级的重炮，甚至连一门类似平壤府城那样的大将军炮都没有。
城头之上，只有十几门数十年前大明军队援朝抗倭时留在这里的虎蹲炮。
虽然清虏的剃发令的确激起了忠州府城内外士民百姓的怒火与反抗，但是战争的胜负，靠的可不光是血气之勇。
除了滚木礌石弓箭长矛以及少数虎蹲炮和火绳枪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杀手锏的忠州军民，虽然进行了极其坚决的抵抗，但是他们的抵抗只坚持了半天，到了当日中午，忠州城就被打破了。
入城之后的清虏兵马及其仆从军们，随即对城中不肯剃发的抵抗军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抢掠和屠戮。
从当天下午开始，直到次日清晨结束，云集忠州府城内的数万军民百姓几乎被屠戮干净。
只有一小撮抢在清虏占领南门之前逃出城去的军民百姓，趁着清虏兵马只顾屠城抢掠无暇追击他们的时机，逃出了生天，一路逃往清州府方向去了。
忠州府尹权澺、忠州防御使李之龙及其麾下都尉、别将等文武官员士绅领袖数十人，几乎尽数被杀。
至于这些文武官员士绅领袖的大量宗族亲眷，更是在城破后清虏兵马的大肆搜捕和屠戮之中，几乎无一幸免。
短短两三天内，由清虏颁布剃发令引起的“忠州起义”，还没有坚持到忠清道其他地方起事响应它，就被清虏的兵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扑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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