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潼抵达应天门城楼上时，向下俯瞰便见到应天门外人头攒动、群臣班列整齐。而当群臣见到元嗣殿下出现在城楼上时，也都纷纷大礼见拜。
在群臣前班，诸宰相再拜而起，昂首望向城楼并大声呼喊道：“向者国失所御、运程遭劫，内外忧恐，民不聊生。唯我元嗣归国以来，始信天命未改，运数有归！故谓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殿下之所应也！宝位不可虚在，元嗣应运而出，臣等顿首再拜，恭请元嗣早莅宝位、兴邦应圣！”
“臣等顿首，恭请元嗣早莅宝位！”
宰相们喊话完毕后，群臣伏地再拜，一时间应天门前喊声雷动，场面热闹无比。
这样的场面，对任何人来说都有着一股莫大的吸引力，李潼自然也不例外。
他站在城楼上，感受着群臣扶策拥立的热情，忍不住吸了一口气，但在过了一会儿之后，还是示意中官喊话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天命验应，万机彰瑞。邦家之逢短厄，政治偶有失守，靖国安邦，义不容辞。前者勤勉在事，先天下而后宗家，道之所指，济之所行。今者内外悉定，黎元安生，唯我宗家尚荒于祀。唐家无负苍生，亦请诸卿助我兴祀，除此别无所求，诸事容后再议！”
大位已是一步之遥，但李潼还是强忍下这莫大的诱惑。正如他奶奶所言，他并非顺取大位，所以越到这关键时刻，尤需注意细节。事情要做前后呼应，只有回到关中祭拜祖陵之后再正式登基，才能将他四叔一系帝传法礼性降到最低。
当然群臣劝进也不是没有意义，一方面自然是摆出一个特殊的场景、让他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些理念，另一方面那就是整合朝野人心，督促诸州尽快派遣朝集使入都，随同西归祭祀。
在中官将元嗣殿下的意愿宣达数次之后，围聚在应天门外的诸朝臣们才纷纷散去，各归本署。这一次的劝进虽然只是一项面子工程，但也标志着接下来朝廷的用事重心要发生转移。
此前朝廷一直忙于定乱复治，恢复民生并剿定各方的叛乱。随着河北战场上产生了重大的突破，内忧外患都被有序的解决掉，接下来自然是要专注于大位兴继的问题。
原本政事堂中只有一位宰相欧阳通负责相关的礼事筹备，在这一次应天门劝进结束之后，宰相李思训也被加派了新的任务，以光禄勋而加任西归知顿使，开始着手进行从洛阳返回长安这段路程上的人事安排。
与此同时，朝廷也将言路放开，以中书侍郎杨再思亲自负责各方投书劝进的表章。御史台诸御史并集英馆众学士们，也几乎都是一日一表的频率向中书省投递奏书，包括都畿士民也都广泛的参与到这一项大事的讨论中来。
在这一场舆论的造势引导之中，两京的文学之士可谓大放异彩。诸如张说、陈子昂等人的相关奏文也都盛传士林坊间，张说等朝士奏书语气还算比较缓和，无非盛赞元嗣殿下先国后家、大义凛然。但像陈子昂这种曾受挫于此前朝廷的文人，措辞用语那就尖锐得多了。
在陈子昂的笔下，已故相王可谓罪恶满满，两次临朝无告祖宗、以至于不能受到先王庇护、两失其位，嫉贤妒能、防范宗藩尤甚敌国，任由突厥虐害国民。还有纵容外戚，所任非人，激化东北局势，险使高宗朝以来的东征功业毁灭一空等等。
陈子昂这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就连李潼看了都感觉后背冒汗，原来他四叔犯下了这么多的罪恶，若非最后还有他能力挽天倾，恐怕已是国将不国。
当然文人一支笔，是非功过都有夸大，不以危言则不足惊众，这种全面否定的文笔当然是略有偏颇的。但世人向来都以功过而论成败，凡人与事如果一味的三七开、求公允的讨论，也不利于舆论的统合。
起码眼下的李潼是需要这种声音，给世人营造一种前后优劣对比鲜明的观念，所以还是授意将这一份奏文流传出去。
这么做虽然有些不地道，欺负他四叔已经不能发声，孤儿寡母形单势孤，但李潼也并不怎么惭愧。
就凭他过去这段时间殚精竭虑的收拾他四叔留下的这幅烂摊子，就凭他四叔两次登基都没有给家国带来什么贡献，眼下牺牲一点身后名使得世道能够更加顺畅的向前发展，也算是不辜负两次糊涂的经历。
身为一个帝王，积极面对并且妥善处理错综复杂的家国大事，本来就是其不容推辞的责任与义务。两度为君如果仅仅只是给人留下一个“这是一个好人”的单薄印象，那这一个皇帝也算是失职到了极点，毕竟治理国家可不只是与人为善、跟人做朋友那么简单。
陈子昂这一篇奏书流出以后，在士林中也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当然是有许多人都觉得对故相王的评价有些刻薄，但就算有人想发声反对，笔力上已经不及陈子昂这样的大文豪，更拿不出什么实际有力的证据去反对陈子昂书中各种论点。
毕竟这些事情都是实际发生的，只不过事情所发生的背景极为复杂。虽然陈子昂书中对故相王的决策影响作出了夸大，但故相王作为当时国事第一决策人，终究也是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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