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后，朱可夫和我坐上了索科洛夫斯基派来接我们的吉普车。车离开机场没多远，朱可夫忽然命令司机停车。等车停稳后，他又吩咐司机：“司机同志，你先下去抽支烟，等我叫你，你再上来。”
司机答应一声，推开车门便下了车，然后跑到跟在我们身后的卡车旁，和从驾驶台下来的警卫连的指挥员抽烟。
我扭头看了一眼正在抽烟的司机，随后一脸茫然地问朱可夫：“元帅同志，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停车啊？”
朱可夫出人意料地问我：“丽达，你有没有觉得瓦图京同志的死，很有问题啊？”
我听到他的这个问题，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我从赫鲁晓夫那里，知道瓦图京的死因是因为伤口感染，而斯大林又一直不批准使用青霉素所造成的后果。但当着朱可夫的面前，我绝对不能把真相说出来，那样的话，不光于事无补，反而会引火烧身。于是我只能装糊涂地说：“基辅的内务部人员不是已经将案子破获了吗？就是几个被德国人收买的医生和护士，在给瓦图京将军注射的针剂里，添加了能致命的毒素。”
朱可夫等我说完后，重重地哼了一声，随后用轻蔑的语气反问我：“丽达，难道你真的认为内务部所报告的消息，都是真实的吗？”
我没有在内务部报告的真假上纠缠，而是好奇地问：“元帅同志，不知道您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在我的印象中，瓦图京不仅是军事天才，而是在政治工作方面，他也是极有天赋的。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他非常注意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极其善于建立一支骨干的队伍。”朱可夫表情凝重地对我说：“由于他所指挥的部队，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生，他的威信也越来越高。因此也更加得到了斯大林通知的钟爱和器重。”
我知道朱可夫肯定会说出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内幕，于是知趣地闭紧了嘴巴，静静地聆听他所讲述的内容。
“由于斯大林同志特别欣赏瓦图京，所以针对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指挥事宜，他经常会越过总参谋部和赫鲁晓夫直接和瓦图京打交道。这样一来，担任瓦图京政治副手的赫鲁晓夫，就成为了一个摆设。赫鲁晓夫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对于这种事情，他肯定会心怀嫉恨，并因此影响到了他和瓦图京之间的关系。”
我听到这里，忍不住插嘴问道：“元帅同志，可是在医院时，我看到赫鲁晓夫同志对瓦图京将军的去世也很伤心，甚至还为此取消了自己的生日宴会和授勋典礼。”
“瓦图京曾经私下告诉过我，”朱可夫继续慢吞吞地说：“他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好，经常会为了一些小事发生争执。我觉得赫鲁晓夫肯定是觉得自己的光芒，被瓦图京的身子所挡住了，所以才会采取极端的手段，来除掉这块绊脚石。”
看到眼前的朱可夫，真的像历史上那样，因瓦图京的死而对赫鲁晓夫心存芥蒂，我不禁有些不知所措。想开口劝说两句吧，又发现自己虽然知道真相，却不能说出来，只能含糊其辞地说了一句：“不会吧？！”
“怎么不会。”朱可夫再次哼了一声，接着说道：“据我所知，瓦图京以往每次出巡，不是乘坐装甲车，就是带着至少一个警卫排的战士随行。偏偏出事的那天，就只带了三辆吉普车和一个班的警卫员。我觉得这是赫鲁晓夫精心布置的圈套，诱使瓦图京轻车简从地穿越被一群反苏游击队和土匪占领的村庄，结果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想到赫鲁晓夫告诉我的所谓真相，再想想朱可夫所作出的分析，我不禁陷入了一片迷茫之中：瓦图京究竟是怎么负伤的，最后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死去的，这个问题到后世貌似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看来这起事件，也会会像失踪的“琥珀屋”一样，成为卫国战争中的又一个未解之谜。
我抬手看了看表，有意岔开了话题：“元帅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是不是该早点赶回指挥部。我担心参谋长和军事委员都等急了。”
“好吧，这事到此为止。”朱可夫看样子也不想再在此事上纠缠，听到我这么一说，立即点着头叮嘱我：“不过，只限于你我两人知道。明白吗？”
“明白。”见这事终于告一段落，我的心里感到稍稍踏实一些，便有意请示朱可夫：“元帅同志，我们还要继续赶路呢，现在就把司机叫回来吗？”在得到他的许可后，我连忙推开车门，探出半边身子，冲着在后面抽烟的司机喊道：“喂，司机同志，别抽烟了，我们现在就要出发了。”
虽然我们还在基辅时，索科洛夫斯基就在电话里将德军突围的事情，向朱可夫进行过汇报。但我们在路上耽误了两个多小时，敌情又有了新的变化。
瓦图京的死亡之谜，暂时被我们抛到了一遍，目前让我们最头疼的问题，是胡贝率领超过十万的德军，在突破了普霍夫将军的堵截，离开了山区，和接应的武装党卫军第2军部队汇合，顺利地撤向了利沃夫方向，并迅速地建立起了新的防御。
“怎么会这样呢？”朱可夫看完所有的战报后，用力一拍桌子，冲着索科洛夫斯基吼道：“今天早晨我们收到的战报中，普霍夫不是说他的部队完全挡住德军的冲击吗？还有莫斯卡连科他们几位集团军司令员，也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说他们抓住了德军的主力，正在展开围歼战吗？怎么只过了短短的几个小时，战场的形势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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