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只是大政策方向的激进、保守的问题。
而是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发展的一些“双刃剑”问题。
大顺的统而不治的行政能力、几乎空缺的基层控制能力，商人们，那真的是能玩出花来的。
除了商人，还有本地势力。
比如湖北的粮食运输业。
【米船船户泊于码头，后半夜便有当地水排，来此窃米。沿途贱卖获利。所缺数额，则以砂石填补，美其名曰——翻仓】
又比如：
【武昌罗家墩，有当地游民数千人，专做‘砂石’生意。以大筛过砂石，大而扁者，则掺蚕豆；小而圆者，则掺绿豆；白石砂者，掺米；黄石砂者，掺芝麻骨子。皆与‘翻仓’者交易】
再如：
【粮行居间，使买者、卖者不能相见，彼则从中垄断，又多压价收粮——米谷商贩，迫于船杂久载，若是堆栈又要栈租，甚至若不卖则往往会有‘失火’之虞，不得不低价售。而粮行低买高卖、又以焚船威胁……】
再再比如：
【往南洋日本等国出口芝麻之松苏大商，与楚地商行分而治之。如湖北之芝麻，除了出口外，本地亦需。各商行亦多行类‘期货’之法。而松苏大商则与甲商行约定高价收购甲之芝麻，又告知甲商行不要与乙商行说；复又与乙商行密谈，告知不要与甲商行说……以致楚地商行各自以为大赚，纷纷将原本定给其余人的芝麻都卖给了松苏大商，以为自己所缺之额，甲以为可以从乙那里收、乙以为可以从甲这里收……最终交割时候，无货可交，不得不借贷于松苏大商，而致使两年之内，松苏大商尽控楚地之芝麻大宗定价权。】
总的来说，就是，你想要商业，那你就会得到商业的一切。
欺骗、欺诈、贷款逼债、期货买卖、囤货居奇、期货交割……这些东西，先发地区玩了几十年了，跑到湖北，遇到湖北本地的商贾，简直就像是骗傻子一样。
而在乡间，商业带来的问题，更加的操蛋。
小农无论是种粮食，还是种棉花，都需要把这些东西卖出去。
卖出去，才能交税、交租、买盐、还债等等。
后世可以说“你觉得现在便宜，那你就过一阵卖呗”。
但现在，这就是句屁话。
还没等粮食入仓的，收债的、收租的、收税的，就像是苍蝇见了血一样飞来。
都有能力把东西贮存几个月的经济能力，怎么可能欠债、欠钱、没钱交租交税呢？
而需要还债、还钱、交租、交税的，又怎么可能把这些农产品贮存几个月再卖？
商人、士绅、转型为商业经营的士绅，那真是玩出了诸多花活。
甚至于，一些士绅骄傲地酒后放话：“我只要把这批粮食压在家里三个月再卖，我就能赚一半的本钱”。
至于本地的“人均粮食拥有量”问题，关我屁事？沿江卖走，别的县、亦或省城的价格高，我就卖省城去呗。市场经济嘛，反正拿到手的白银，能在西域花、能在东北花、能在西南花、能在松苏花、甚至到印度去花也没问题。
本来粮食问题就严重。
严重的粮食问题，又迫使当地人围湖造田，使得生态崩溃加速，水旱问题更加频繁。
商业深入，伴随着川盐入楚、对外贸易所需之茶芝麻生丝、对四川卖棉布因为四川不适合种棉花等因素，又使得经济作物的面积不断增加，这又更加加剧了粮食问题。
还是那句话。
大顺有没有粮食？
有。
甚至于，南洋、虾夷、东北、扶桑等地的粮食，都吃不完。
但是，湖北缺不缺粮食？
缺。
就算商人不操控，实际上，此时的湖北，也距离人均每年450斤的粮食消耗，有一定差距——你说这算下来，一个人一天要吃一斤多粮食，有这么多吗？而事实上，肚子里没有油水、缺乏糖类、缺乏脂肪、缺乏肉类，对这些劳动人口而言，一斤多粮食，压根没有什么饱腹感。
而现在，商业这口“双刃剑”，在湖北的表现，可谓是把为什么要“重农轻商”的那一面，不断地展示出来，上面还在不断滴血。
要不要对商业、投机等进行限制？
不限制，或者说想限制、但又没那本事，结果就是松苏大商凭借雄厚资本，两年时间干死了湖北的本地商行，控制了芝麻的定价权。这还只是稍微玩了玩一丁点期货操作。
限制……
限制，只靠行政命令，就会玩出来太子那样的大活儿，整出个“米禁”令，闹得沸沸扬扬，全天下都在看笑话。
限制，不是不能靠行政手段，而是大顺的行政效率、组织能力，根本没这个能力、没这个本事。
刘钰之前搞盐政改革、重分盐区，干死那些大盐商。
固然靠了行政手段。
但更关键的，是他搞了大型晒盐场，最终目的就是干死从万历四十五年开始盘踞盐业的大盐商，要搞“官运商销”，消灭生产和囤积的商业垄断，而扶植那些走街串巷最后一里路的中小商人。
他靠的，是手里依靠大型晒盐场和蒸汽提卤的巨大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让当时的大商人近乎绝望的“商品”——你不是低买高卖、囤货居奇吗？我这边的盐价不断往下降，我倒要看看你能吃多少？你有本事，你银子多，就把川南地下的井盐和渤海黄海的海水，都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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