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套诱人犯罪手段，比起盐政和谋划了二十年的运河改革，简直是简陋至极，甚至连钓鱼都算不上了。
之前在松江府，田贞仪也还嘲笑过刘钰，说刘钰搞那种阳谋手段搞多了，简直不懂什么叫阴谋了。
而刘钰则笑嘲，说是田贞仪可能懂宫廷和朝堂，却根本不懂什么叫基层乡绅。
历史上曾有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案子，满清的甘肃米案。这个案子倒是非常简单，以后世理解就是卖学历，一个想卖一个想买，窝到最后要不是因为苏菲派和哈乃斐派的冲突导致的平叛战争，发现年年报干旱的地方整天下雨行军困难，可能一辈子都出不了案。
一个想买、一个想卖，可以理解缘何隐藏之深。但后续这位贪污犯在浙江的操作，就比较魔幻了，可谓“金融先驱”。
简易来说，就是想贪钱。但地方的钱太少，怎么办？
加杠杆。
用地方摊派，做利息，借乡绅的钱。然后问百姓收地方摊派，用摊派支付“年息”。这小杠杆一加，原本只能贪10块钱，现在就能贪50。
只要保证“税收”低于“利息”，那么就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同时又因在浙江，白银流入较多，贬值较快，是以撑了很久。
士绅放大额贷给官府，官府收穷鬼的钱做利息，当官的拿乡绅的本金挥霍，补亏空，士绅享受高回报率年金。如此循环，竟无一人举报，上面来查，则乡绅皆言本省并无亏空、官员善政，这种杠杆贷波及全省，外界却一无所知。
两个省，全省失声，官员无声，士绅也无声，竟无一人举报。这就是真实的基层。
而大顺的苏北，则更是一个特殊之地，乡绅早就完成了劣绅替代，好人早破产了。
是以对田贞仪的嘲弄，刘钰直接表示不是自己不懂诡计，而是田贞仪根本不懂基层乡绅。
真用那些复杂的算计，说不定他们还不上当呢。
就直接来直白一点的、简单一点的、粗暴一点的。
反正这些年苏北地区一直赈灾救灾，倒卖救灾品早就形成产业链了，现在只是将过去的产业链稍微升级一下，省去了“自己把克扣的粮食再换卖掉换成钱”的过程。
倒卖粮食多累啊，还得雇人运，直接卖票多简单方便？
刘钰也是急乡绅之所急、想乡绅之所想，服务到位。
诱乡绅干这种事，哪有想象中那么麻烦。从前朝开始的基层、胥吏和乡绅的狂欢，如今依旧。
是以当李管家回去后，将这一次的见闻告知了他家主人李乡绅之后，李乡绅立刻敏锐地捕捉到了发财的机会。
但这种事儿，怎么干，是有说法的。
好比别人只是在做饭的时候，克扣个十分之一，自己却直接弄个三分之一，这就容易出事。
但要是大家都这么干，那就没啥问题了。
而且这种事，也不是自己能办的。
刘钰让乡绅们承包，但一家乡绅能承包的力量有限，是以都是几家团在一起，选出一位总负责人。
比如有举人身份、或是家里老辈是当过官的致仕回乡的。
总之，就是总负责人，下辖七八个、十来个乡绅，大家合力一起承包一段，按照各自出的人头，将来算钱。
其实不少人此时都有些埋怨，要不是刘钰这几年搞南洋开发，从苏北这边运人下南洋，这一次挣得更多。人头多，将来分的钱就多。
如今欠下债的今年该下南洋的人，都被弄到了基础关键地干活去了。或是过河的交叉道、或是入海口、或是防潮堤等关键处。
这些人如今就不归这些乡绅管了，人头钱自然也拿不到了。
至于修淮河本身，各路乡绅心里也不好说支持，或者不支持。
这是个很复杂的情况，不能简单的水利就是好能概括的。
不修淮河，经常受灾，便有蠲免。蠲免的主要受益者……如今是按亩征税，人头税废掉了，那蠲免的主要受益者当然也是土地所有者。
但反过来说，修了淮河水利，土地好了，自己收的租子也多了。
然而再反过来说，水灾变水利，九等田成二等水浇田了，这税也上来了，朝廷肯定是要派人来清查田亩的。一清查田亩，很多躲开的税收就又找上来了。
总之，有好有坏。
但对修淮河这个任务，他们也知道轻重，既是承包了，那就得干完。干不完是要出大事的。这和关乎社稷无关，主要是刘钰之前说了，他只要河段，别的可以商量，河段不能完工，西域种麦子、南洋砍甘蔗，二选一。
而这，也就引出了这场贪腐克扣大案的基本逻辑：朝廷发的是米，百姓吃米和吃苞米面，对干活来说并无区别。
吃苞谷面、杂和面也死不了，也能干活，也能吃饱，也能完工。
正如皇帝叮嘱刘钰的逻辑：冬天的活干完，是第一优先级一样。
士绅也是一样的逻辑。
只要把活干完，剩下的事就都好说。
乡绅官僚见钱，如蝇见血。剥皮萱草都不怕，知道要先把活干完在这前提下搞钱，亦算是巨大的觉悟了。
李乡绅赶到这一片的望族、乡绅领袖王监生家里的时候，和他们一起承包的乡绅都已经赶过来了。
正如大明土木堡引发了纳捐事类似的道理，大顺有几个地方的监生之类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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