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世祖驾崩，诸王赴京奔丧，好兄弟刘晔又给了他一番良言善见，他也听取了，开始了持续性地向漠北地区吸取招揽人口的政策。
对于漠北的部族们来说，哪怕仅冲着饶乐国更低的税赋与贡献，都愿意去，何况，还能从兴国王廷（饶乐王城名兴国，位于今齐齐哈尔西南）获得草场与水源，还能获得饶乐国的保护。
自雍熙早期开始，从漠北契丹辖下，东迁南下，归附于饶乐国，对于这种情况，漠北契丹自是设法阻止，一度引发动乱，还是在耶律隆绪于王廷召集诸大贵族、部落长，进行了一番减税动员，降低部民负担，又在大兴安岭褶皱带西缘的丘陵地区建立了严厉的军事管控后，向饶乐国的人口流失方才得到真正控制。
但即便如此，前前后后，饶乐国也从漠北契丹薅了近十万人口，极大地弥补了丁口子不足，增进饶乐之发展。但漠北契丹的血，也在漫长的岁月中，快流干净了。
到建隆时代，漠北契丹虽然仍是漠北草原上一霸主，却已肉眼可见地衰落腐朽，尤其在与乃蛮金国崛起之势相对比的情况下，更是相形见绌。
众多内外在的因素导致，当刘金以侵国之兵东进之后，漠北契丹的抵挡，只会越发无力。到建隆三年中秋之时，漠北契丹已经陷入全面的崩溃，契丹人对漠北广大草原及诸部族的统治，彻底被掀翻了。
这一场“辽金之战”，持续了四年时间，能坚持这么久，也得益于耶律隆绪的苦苦支撑，只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这个时空的耶律隆绪，还算不得巧妇。
不过，耶律隆绪却也不负“大契丹王”的尊严，虽则金国兵锋强劲，金王刘金更是狡猾多智、勇猛善战，但从始至终，耶律隆绪都没服过软，一直坚定坚决地领袖契丹军队与之力战。
四年间，双方在漠北水草丰茂之地，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十次战斗，不过起关键性作用的只有两仗。第一仗发生在建隆元年秋，刘金在讨灭契丹于乌孤山以西众多部族之后，亲率五万金国主力东进，与八万契丹大军会战于土兀刺河上游地区（大致在今乌兰巴托）。
那一仗，由耶律隆绪亲自率领，集中国中精锐，也赌上国祚气运，意欲一战而定乃蛮。耶律隆绪从小就成长在一种内忧外患、极度压抑的氛围中，土兀刺河之战，也几乎把他一生的豪气与烈性都打出来了，决战开启之时，甚至亲自带领皮室军冲杀。
只可惜，今时之契丹军队，是一支丧失了当年魂胆，并且已经泯然众人的军队。作为契丹王，耶律隆绪虽然鼓足气力，起到的效果也是有限的。
金兵则不同，不只有严格的训练，还被刘金以严酷的军法约束，同时还具备一个上升期国度的精气神，尤其是五千白虎军（刘金的近卫铁骑，集金国最精锐的军队，也是一群杀戮机器），一旦冲锋起来，往往不怎么费力，就能冲垮契丹军队。
前期的试探、纠缠不算，真正的决战只持续了一日不到，即以契丹军的大败告终，耶律隆绪率领残部狼狈东逃，金国则趁势追击东进，将漠北中部地区纳入掌控。
土兀刺河一战，契丹从此一蹶不振，尽失西部疆界。金国取得完胜，向一统漠北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不过，在接下来半年多的时间里，刘金却没有选择一鼓作气，彻底东进吞并契丹。
一是因为长期作战，士卒疲敝，在契丹的反击下，也有数千伤亡，新征服的土地与部族也需要重新整合编练，将之绑到金国的战车上。
二则是，刘金还需要看看南面的汉帝国有何反应，刘金虽然骄悍甚至不乏狂妄，但在对待汉帝国的态度上还是相对谨慎的，至少心里明白，即便远如漠北之事，汉帝国的态度也同样关键。
而大汉朝廷的反应，让刘金比较满意，毕竟，当时的皇帝刘文济正忙着收权树威，忙着大刀阔斧地革新弊政，忙着解决处理与各大封国的关系。
至于漠北，只是表以关注罢了，听闻契丹惨败于乃蛮，虽然惊讶，却还远没有感受到金国威胁的时候。当然，在山阳漠南地区，倒有一些有识之士颇感忧虑，并不乏向朝廷上报示警者，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不是满朝君臣昏昏，只是事有轻重缓急罢了，甚至连耶律隆绪向朝廷求援的奏章都采取漠视态度。
当汉帝国不作为时，刘金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于建隆二年夏，再提精兵东征，这一回，七万骑兵，奔袭两千里，直击契丹王廷所在的静边城（大致在今满洲里）。
这一仗，刘金来势汹汹，大有一战而定漠北之意，但最终功败垂成。他小看了耶律隆绪的坚持，坚壁清野，据城而守，同时，静边城虽然规模不算太大，但经过契丹多年经营，绝不是一干骑兵就能冲垮的，而金国的骑兵，在面对坚城时缺乏经验，一时还真就没办法。
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南边的饶乐国坐不住了。刘昕可一直关注着漠北战局的发展，眼见契丹式微，而金国的滔天野心，让刘昕隔着上千里都感到芒刺在背。
于是，在刘金为静边城之难克，而头疼之际，饶乐王刘昕派出了三万骑兵，北上援应。饶乐国一出兵，契丹的危局立缓，为了给其信心，饶乐军还专门派除死士，冒死前往通报援军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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