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四月下旬，一直到七月中旬，双方在北起高州的纪浑河渡口、滩头间发起登陆，进行了数十场鏖战厮杀，都试图找到对方的破绽，然而又都心存忌惮，各自加强河防巡逻，不敢贸然大举渡河进攻，战场的格局也一直处于一种僵持的局面。
僵持之局面，反映的实则是各自不同的战略意图。以高州为饵，吸引安西主力大军前来，藉以寻求决战的机会，一举破敌，对刘文泽，马哈茂德总归是不像对刘旻那般忌惮，多多少少有些轻视的心理。
在将安西大军吸引到纪浑河后，马哈茂德又需采取守势了，以他手中掌握的实力，从兵力上甚至处于弱势，因此，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伽色尼军更多的是借当初修筑的堡寨进行防御，同时力保河防及粮道不失。
而马哈茂德稳守等待的，则是海东方向的阿拉伯联军，那里可有近十万的军队。本次大战，海东方面的战事是不可不提的，但在杨翼为安西王刘文泽的筹谋中，对明城的防御，却明显有所忽视，甚至讳言之。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坐镇明城的不是他人，正是刘文泽的二哥甘侯刘文沥，当初是被刘文泽生生从河中排挤出去，又调离经营多年的封地甘城，派到明城那片生地去抵御阿拉伯。
第二点则因为，雷州失陷，敌寇高州，导致交通基本断绝，想要重新联系上，要么正面击溃马哈茂德大军，要么就得绕过整个卡拉库姆沙漠从里海东岸兜个大圈子，这一点在当前的交通条件下显然不现实。
而孤立无援的明城，面对阿拉伯大军的包围，其结果是很难往乐观方向去想的，因此，即便明城是战略要地，在“六次大战”这盘大棋上，也悲哀地成为了一颗弃子。
从结果来看，也的确如此。面对阿拉伯联军大举进攻，安西首先就被赶出了呼罗珊，那里也根本守不住，紧跟着便是I伽色尼、圣战者的联合北上，围困明城。
阿拉伯联军近十万人，而明城的守军，即便把呼罗珊的败卒算上，再把临时征召的汉族私人武装算上，也不过一万七千人，其中可以仰仗的精锐只有不到八千，力量悬殊很大，敌强我弱的局面很显着。
而这第二次明城会战，比二十年前，要更加漫长也更加惨烈。上一次，战死了北廷王室、赵王刘昉之子刘文涛，而这一回，死了刘文沥。
说起甘侯刘文沥，他政治上短视，性情上暴躁，更无多少容人之量，尤其在夺嫡之事上失败后，其缺点就进一步放大，可以说，他有着诸多让人厌恶的缺点。
但仅明城一战，就足以为其正名，他不愧于身上留着的大汉皇室的血脉，更不堕乃父之志。即便政治上遭到了打压，但在面对阿拉伯军来袭之时，没有丝毫软弱与迟疑，更无半点怯懦与畏惧，收拾好心情，便率领守军力敌联军。
从五月初三，阿拉伯军围城，到六月二十七日明城告破，刘文沥率领安西汉军苦苦坚守了近六十天。在战场上，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勇士，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同袍，靠着身先士卒、同甘共苦，硬生生从一个“流放”的王侯，获得了守军将士的拥戴，追随死战。
最终，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明城还是被阿拉伯军攻破了，一万多守汉族守军，全军覆没，城破之际，刘文沥抱着一桶火药与几十名圣战者同归于尽，尸骨无存，死得极其壮烈。
二十年前明城会战，虽然胜败并非决定于明城攻防，但“明城之战”却是整个阿拉伯世界之殇，“明城”这个名字也得以远扬，让无数阿拉伯忠诚信徒咬牙切齿，亟欲夺之，一雪前耻。
从第二次明城之战的结果来看，他们做到了，成功把阿拉伯的旗帜插上了毁于硝烟的明城城墙上，但付出的代价，也同样惨重，哪怕进行轮番攻击，又役使一大批炮灰填城墙，东征联军的直接战损，也超过了两万人。
刘文沥在攻防后期已存死志，召集麾下将校，直接明言，他们这些人必死，但死之前，都至少得换两条敌人的性命。可想而知，后期的明城汉军，论疯狂一点都不比那些圣战者弱，联军的很多死亡也都是在攻防后期造成的。
也因为损失严重，导致马哈茂德不得不再从国内征召军队，以弥补兵力上的不足，到七月中旬时，汇合了明城的东征联军以及巴尔赫方向来的援军，纪浑河一线，阿拉伯联军已然超过二十五万。
然而，兵力上来了，但战斗力实际上却没有提升多少，明城的联军根本没有得到充足的休息与整补，战力本就大打折扣，至于后续从国内征召的军队，很多实际上都是强行征召的丁壮，都是刚拿起武器没有怎么经历过军事训练的农夫。
而安西军这边呢，当明城失陷与刘文沥阵亡，以及阿拉伯人大肆屠杀当地汉民（明城有汉族人口上万人，除了少数见机提早逃亡，大多在联军报复性的屠杀中殒命）诸多消息后，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
“复仇”的情绪在刘文泽的挑动下，异常高涨，并且迅速掩盖了“明城失守”带来的震动与“失败”情绪。同时，两个多月的时间，在与马哈茂德对峙鏖战之余，安西这边可一点没耽误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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