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尚书刘继昌，他的经历实则也具备一定传奇性与励志性，他虽然是徐王之子，但只是养子，并且实际出身还带有一丝污点，其亲祖父乃是乾佑早期被世祖皇帝列为祸国殃民典型处置的皇叔刘信。
刘继昌的治政能力并非顶级，品行难谈端正，更少气节，却能一步步爬到帝国宰相之位，主掌吏部天官，这其中，除了非凡的机遇之外，便是敏感的政治嗅觉，以及出众的投机本事了。
至少，能够同时得到世祖、太宗两代先帝的认可，在斗争复杂的康宗朝间也稳稳地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之一，这本身就是能力的体现。
不过，随着年纪渐长、功臣名就，刘继昌也渐渐丧失了曾经赖以腾达的性格与气质，他的嗅觉不再敏锐，目光也日渐狭隘，居天官之任，望首相之尊，只为一家之私。
在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朝廷内部的斗争依旧没有停下，赵王虽然从邙山回到京城王府静养，但一拒绝了皇帝回报性质的权位，二则也不过问朝廷事务，因此，端拱初期的朝廷中枢权力之争，就在尚书令向德明与吏部尚书刘继昌之间展开。
一朝天子一朝臣，刘文济登基，掀开了大汉帝国历史的新篇章，对康宗时期的诸多“用人之弊”自然也要进行整改，就是刘文济不发话，如刘继昌者也会主动推进。
于是王钦若、丁谓等因为“幸进”迈入高官行列的平康臣僚，相继得到打压，王钦若因为有刘文济的维护，尚且能在政事堂坚守着，已经升任开封府尹的丁谓则比较倒霉，在一件杀人命案的审理中因为用刑过度、致犯死亡、有违法度，而被贬到凤翔担任知府。
旧人去，新人来，而围绕着打压平康朝臣留下的空缺，向德明与刘继昌二相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只是那些职缺，还针对各自派系的人进行攻讦。
向德明背后有军功贵族，刘继昌则得到那些从政宗室的支持，向德明掌握尚书令大义，刘继昌则有吏部尚书的职权优势，因此，一时间双方是旗鼓相当。
向刘之争不亦乐乎，倒是让帝国越发固化上层阶级多了些活力，朝廷要职、地方封疆的变调动，进入了大概十年来最频繁的一个阶段。
而整个斗争局面，都是勋贵势力之间的角斗，那些庶族官僚出身的人，则是被联手排斥打压，即便是宰相王钦若，在政事堂也是被欺负得不要不要的，总有人拿他在刘文济继位前后的朝秦暮楚来嘲笑他，王钦若终究是文人，面皮薄，也不时到皇帝面前诉苦告状......
对于这些，皇帝刘文济是端坐万岁殿中，洞察其理，却又隔岸观火。一方面是漠视当权者对康宗旧臣的打压，他需要从各方面清理属于康宗的影响，一个八年的帝王，即便再混账，留下的痕迹也足以烙印到帝国的根骨上，而当权者做的，正是他想做的。
同时，如王钦若、丁谓能臣，被打压得越狠，越无助，就越会向新皇靠拢，为刘文济所用。而康宗提拔的诸多大臣中，刘文济看得上的，也只有王钦若、丁谓罢了。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天然弱势”的新君，刘文济也需要这些秉政的权贵们斗起来，相互牵制，才是对他最有利的，当然需要斗而不破。
只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高明的政治智慧以及强大的掌控能力，否则容易玩脱。也需要斗争者心中有谱，知晓分寸，向德明乃是水火里磨练出的俊杰，分寸把握得还不错，在权争的过程中，还能顾全大局。
而刘继昌，经过一段时间的密切关注观察，刘文济对这个名义上的皇叔是大失所望，别看他履历扎实，且早年有“干才”之名，但在中枢的表现，比起素以“愚鲁”着称的鲁王叔刘暧，差的不是一两条街的距离。仅以私欲凌于公权这一点，刘继昌就很难获得刘文济的好感。
当然，刘继昌看起来也并不在意新皇的好感，在御前也显得不那么自觉，皇帝相召，拖了足足半个时辰，方才慢吞吞地前来拜见。面圣之时，行礼的语气与姿态，也很显得很矜持，全然一副等着皇帝赐座的意思。
对此，刘文济嘴角还是挂着浅笑，似乎没有一丝的不愉，照常与其赐座。刘文济找刘继昌来，自是为了安东国之事，不过具体事由，谈的是率宾知府曾会的问题。
放眼全图，由帝国直辖，真正称得上飞地的，只有三处，率宾府、济州岛、良平县（新加坡）。而率宾府在维护中央权威上的压力，却是最大，压力自然来源于接壤的安东国。
曾会在任上差不多有八年，军政一肩挑，表现很是出彩，不只牢牢地守住府事职权，竭力抗住来自安东国方方面面的侵蚀，还借着港口之利，把当地的经济发展经营得可圈可点。
曾会干得好，对安东国的政商军民自然不会是什么好消息，曾会也逐渐成为安东上下的眼中钉、肉中刺，就在平康七年，曾会外出视察时，就曾遇刺，若非随扈拼死保护，早就作古了。
而刺杀失败之后，没过多久，主谋以及几名从犯就被待到了，据其供述，是因为曾会此前治法严厉，断了他们的财路，因而采取刺杀的报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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