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路来，西路去，难得出巡一次，让皇帝刘文澎走回头路，显然很难，因此在北入长江之后，选择继续乘船溯江而去。
江南水师，几乎出动一半的舰船与水兵，随行护驾，刘文澎的两千银甲，也成为“水上骑兵”。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年前世祖南巡时，曾因水师之弊（养寇自重、设卡收税、勒索劫掠）对整个南方水师进行了一番整饬。太宗时期，大汉的内河水师在强大权威与严肃的国法下，也依旧保持着良好的作风，以及不错的战斗力。
然而到平康七年，就只能用故态复萌来形容了，当然，刘文澎能够看到的听到的，还是一片风平浪静，福临万方。
过武昌，入江陵，长江中游的繁庶，以另外一种形象与气质，呈现在刘文澎的面前。乘龙舟，总千军，招摇过境，刘文澎尽情挥洒时光，“吟唱”盛世华章的同时，也进一步消耗着地方官民对帝国最高统治者原本近乎本能的敬畏与尊崇。
普通的黎民黔首，姑且不论，他们是最朴实的被统治者，被剥削就是他们的宿命，皇帝过境，只是临时的加剧加重罢了，何况潜意识里就有一种被驯化的对权威的敬畏，大多数人只是期待銮驾离开后的日子能轻松些，能回到之前。而这种奢求，能否实现，显然存疑。
相比之下，那些掌握着地方大权的权贵们，在放下敬畏，鼓起勇气，抬起头颅，睁大眼睛，用难得的就近机会去观察头上这个皇帝时，原本那神秘莫测、高高在上的形象，不说坍塌，总归是动摇了。
当皇帝这层光辉散尽，余下的只是一个任性好乐的青年，而这个青年之所以能凌驾于所有人的头上，可以尽情挥霍，肆意游乐，只因为他有个好爹。
当然，印象的颠覆并不至于让地方权贵们丧失敬畏，在当下的大汉，不管皇帝如何，但皇权可不是那么容易动摇的。
只不过，皇帝如此，那就别怪臣下们有样学样了，尤其是对那些节操与底线都很有限的权贵们来说。
而这，比起刘文澎出巡的耗费，显然要更加严重，这是根本上的深远的影响。
当然了，刘文澎不会明白这些，也不是太在意这些，他能见到的，还是“銮驾抵至，官民臣服”的场面，至少在当下，皇权的神圣性，皇帝的权威，可以让他不必去顾忌臣民们的情绪、想法、心理等莫名其妙的东西。
不论如何，只要帝国的根基还强势坚挺着，他都是帝国最明正言顺的皇帝，不管是否心甘情愿，天下的权贵也不得不拥护他，刘文澎本身或许不那么值得推戴，但嫡长制却是帝国的勋贵们、官僚们乃至普通士民之家，所信奉、尊崇的一条制度，这甚至已是一种社会共识。
在江陵，刘文澎接受了荆湖北道以及江陵府的“倾情”贡献。这里得提一下江陵知府冯端，这是乾佑宰相冯道的曾孙，还是家族大宗主脉。
开宝元年世祖大封功臣时，冯道因为“识相能苟”，且在建国之初对于国政之巩固维持确实立有不俗功劳，被赐封为瀛国公，位在乾佑二十四功臣之列。
而瀛国公爵，传承至今，已是第四代，属于世祖赐予的“ 开国三代世袭不减”的恩典也依制而破。
作为冯氏嫡传，前瀛国公冯玠（冯道之孙，冯吉之子）病逝后，太宗皇帝便改封其嫡长子冯靖为河间郡公。帝国的勋爵制度，真正成熟且完善，仍在在太宗时代，因为太宗是个完全按照规矩行事的人，不像世祖那般，在一些事务的决定上，难免夹杂着个人好恶，喜好搞一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情。
而早年为万众瞩目的“乾佑二十四臣”，在半个世纪后的平康时代，也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局面。
简单来讲，就是同为乾佑二十四臣，亦有差距。有的早已绝嗣，生前身后之名只记载于史册之中，比如两个王氏（豫国公王章、商国公王峻）；
有的权势依旧、地位显赫，仍旧扎根于帝国的权力中心，便是有起落，仍然从方方面面对帝国施加着重要影响，比如李氏（寿国公李少游）、慕容氏、郭氏、高氏、折氏、向氏、赵氏（赵匡胤）；
当然，还有如常发展，依制传承者，就比如冯氏。而比起那些军功贵族，甚至与魏、王（王朴）、范等几个文臣家族相比，都要弱上不只一筹。
仍在延续的二十四功臣家族，冯氏基本只与耿国公武行德家族相当了，而当年对武行德的册封，就堪称世祖最随意的一笔。
而这些年冯氏的发展，也是这种底气不足最直观的挑战。冯氏在朝廷中枢的影响力，已然微乎其微，在寻常人眼中依旧显赫，但在真正的掌权者看来，实则不值一提，而除河间郡公冯靖之外，冯端这个江陵知府，竟是当下出仕的冯家人官职最高者。
冯端等人精心筹办的各种迎奉，并没有像杭州陈尧佐那干人一般，讨得刘文澎多少欢心。花天酒地，风花雪月，刘文澎在江浙也已经看腻了。
因此，刘文澎更感兴趣的是他的皇兄刘文济，看望之余，还专门遣人去调查探听荆王在湖广任上的表现。
结果，让刘文澎很满意，因为刘文济到江陵后，一直居家养病，未察一地，未治一政，未理一务，全然一副力不从心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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