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马伏波的镇南铜柱么。。。转眼已经是千载了。。”
周淮安看着眼前被从乱石和泥土当中已经显露出来大半截，几乎与大地锈蚀成一体而深绿斑驳的物件叹息道。
然后，就是对铜柱进行翻新式的修缮和保护，好在之前击败西原蛮罗氏部的时候，缴获了大量铜器还有不少剩余；再例行在边上対石立碑以为留念；
毕竟寻访这种证明华夏自古以来主权的遗迹，并在边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也是如今他在安南境内行兵时，为数不多的闲余乐趣之一了。
事实上回想起当初来，曲承裕做的看起来比周淮安预想还要好一些，因此，他就连一些事先准备好的补救和善后的错失，都没有机会派上用场，事情就有已经结束了，除了死掉的人看起来有点多。
就在义军出征的三天之内，交州城内不出意外的发生了变故。有人在内城的坊曲当中举兵反乱，打出要为曾衮报仇的旗号，而将附近的富人聚居之所都给裹挟卷带了进去，又开始进攻府衙和放火焚烧街市。
虽然这场闹剧式的叛乱，很快就被城中优势数量的土团兵镇压下去，但这也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序幕而已。因为在这些叛乱者发端的据点当中，发现了许多重要的证据；包括指向城中许多首望人家的兵器和物资来源，还有前伪都护曾衮亲手所写的往来文书，与来犯西原蛮私下勾结的信件。
然后，在杀的人头滚滚的一片浓重血色笼罩当中；以城内卫氏、饶氏为首历经了南诏入侵和土蛮作乱，数次政权更迭都依旧屹立不倒，而以相应代价始终站在幕后笑看风云的老牌氏族、大姓，连同更多附庸他们的亲眷、族人、部曲和家丁一起，都纷纷倒在了曲氏为首的新兴地方豪强所举起的屠刀之下。
最后除了为数众多的奴婢另有用处之外，只有女人和尚不晓事的孩童得以幸免下来，但是等待他们的命运，则是作为罪眷身份而上船远赴广州去，就此在异地他乡完成余生了。
虽然最后或许有一些男性的死剩种；比如身在外地的族人，或是居住远乡的旁支远宗，而得以逃过一劫；但都对于后续的局面和形势难有作为了影响了；而且就算他们之中日后有人想要行险来报仇和反攻倒算，那也得先活的过义军附从武装里，那些得以上位的新兴豪族的清算和追索才行呢。
而这件事情的后遗症，则是隐隐造成了交州境内新、老士绅豪族之间的对立和割裂，只能由义军居中调和与制衡了；而作为这一切明面上的始作俑者和主导人，吸引了许多仇恨的曲承裕，也被隐隐断绝了在安南当地未来的某种可能性了。
但是作为眼前的正面效果和反应，同样是十分强烈而立竿见影的；比如义军所推行的修路开渠，征丁收粮、废关拆卡，赎放奴婢，救济贫民，清查户口，丈量田亩，等等一系列改善民生和经济环境的措施，在交州内外明里暗里遇到的阻力都大大减少了许多。
或者说在这个时代，地方士民百姓的反抗程度和心理阙值，其实是维系在这些地方大族士绅所主导（被代表）的，所谓“乡愿”“舆情”手中的。只要能够剪除、铲除的干净一些，光靠恐怖手段造成的心理威慑，也是能够将统治继续维系下去的。
所以在当地，义军重新发卖了一批俘获的土蛮青壮为佣奴；又以此为代价赎放了许多城中奴婢为民籍之后，交州城中的在册丁口，居然一下子增加了两三万之多。
当然了，义军提供的赎放也不是无偿的；一方面是太过容易得到的东西不见得会被珍惜，或者说免费的东西并不会使人感恩多久；另一方面则是半强迫性给他们一个适应过程，以及重新学习谋生手段的机会；
这样，才不至于令其因为生计无所着落，而变成新的社会问题和隐患。这也是在潮循各州和广府期间，所得出来的经验教训和成熟模式。
这些释为民籍的奴婢，先要在义军所属的工场或是作坊，沿海的田庄和港口里干活上数年不等，才能算是清偿了代付的赎身之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本缺少生计手段的他们，也自然而然和义军产生了羁绊和牵连了，而在日后具有相当高继续留下来或是成为义军拥护群体的概率。
就算是期满被重新放回到地方上去，往往也会因为社会现实和环境变化的反差，而不乏重新跑回来投奔的例子。这同样也是一种堂而皇之让人挑不出毛病来的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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