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骨打代表女真族投降，北方最大的势力被一扫而空，北方暂时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权力真空，但大夏怎么可能会坐视这种情况不管。
关于怎么治理北方如此庞大的区域时候，朝廷大臣出现了很大的争论，因为在和谐地方大多是荒漠、草原、高原这些农耕文明并不适合生存的地方，这些地方是游牧民族天生喜欢的地方，但对于农耕文明来说历来敬而远之。
有些大臣认为还是扶植亲大夏的游牧民族，比如让阻卜部去镇守这些地方，而大夏只需要和阻卜部大好关系就可以了。
但有些大臣却提出论调，认为北方地区虽然不适合耕种，但真正强大的中原王朝，就没有真正放弃这些地方的，无论是强汉也罢，盛唐也好，只要有机会，肯定要费大力气去控制的，即便耗资甚多也是如此。
两种论调各有各的道理，相互说服不了，最后还是欧阳辩出来定调。
——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块区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治理了。
欧阳辩解释说，这些地方治理困难的地方在于过于广阔，而且不适合大量农耕人口的生存，造成这个困难的其实还是因为技术的不足。
地方辽阔，便会有天高皇帝远之虞，但现在交通有火车，只要在关键的区域修建铁路，形成铁路连接的城市群，比如以中京为起点，修建一条贯通南北的铁路，经过仪坤州、临潢府、秦州、长春州、越里吉、奥利米，那么这条线上的关键城市已经在掌控之中，哪个地方有入侵或者叛乱，军队便可以通过铁路迅速抵达平叛或者抵抗侵略，大量的军事物资也能够快速地抵达——这原本是最困难也是最耗费国力的东西。
而关于经济问题，这些地方中原王朝不好控制，就是因为只能单方面投入，稍微有些出产的特产也是无法运出来，但有了铁路就不一样了，就单说牲畜这一样，就可以创造大量的财富反哺这些地方。
大夏朝的人口现在有一亿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于肉类的需求会越来越旺盛，光是河套地区这些地方出产的牲畜，根本不够整个大夏人民消费的，这几年大夏境内的肉类价格已经明显上涨了，有通货膨胀的原因，但根本还在于肉类的供应不足。
所以，只要火车能够到达北方，就能够从北方运送大量的牲畜出来，这方面产生的价值虽然未必能够弥补在铁路方面的投入，但只要能够不足一半，就是值得的。
一方面北方能够长期产生效益，只要时间足够长，就能够弥补这方面的投入；
另一方面，在地缘价值上面，蒙古高原对于大夏朝的屏障作用是不可取代的，有了蒙古高原的屏障，大夏朝就有了广阔的战略迂回的余地。
设想一下，如果北方敌人抵达临潢府，那么随时能够进逼中京，越过长城，便是大夏朝的腹地，而有了蒙古高原这个天然屏障之后，北方的威胁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一个稳定的北方，对于中原文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了这个屏障，中原王朝就能够将国力花在发展经济上，而不是穷兵黩武，将国力消耗在防御北方敌人上。
大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都说大宋的弱是因为得国不正，有些道理，但不是根源，根源在于大宋没有北方屏障，没有这个屏障，就始终没有办法真正安心发展。
宋朝如此富裕的情况下，但官府依然穷得叮当响，当然税收也收不太上来，但军费的支出太大了，西军和北军那么大的体量，每年要烧掉的军费，多的时候要占支出的八成。
八成！
记住这个数字。
后世的国家包括那几个最强横的国家，最多也不过是3.5%，宋朝却足足八成，这是何等恐怖！
但这是不得不如此。
西夏穷横穷横的，辽国又大又横，宋朝自己就是个虚胖且自己自宫了一遍又一遍的胖子，自然得费大钱扎紧篱笆了。
大夏朝现在的国土面积是宋朝大了足足有三倍，但却只需要维持不到两百万的军队就可以了，当然啦，如果非要严格来算的话，察警系统的两百万人也得加进来才行。
但这也是因为大夏朝的治理重点与大宋的治理重点不同，大宋是维持统治，而大夏朝则是要创造利于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这里面的细化程度何止是十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之下，治理北方未必就是一个空耗国力的事情，做得好了，不仅成本能够收回来，更是因为安全环境中产生十倍的效益而得益。
对于这些，欧阳辩信心十足，因为大夏朝有钱。
这几年经济的蓬勃发展，工业革命带来的效益初见端倪，其实刨除已经占了大头的商税，即便是农业税，也同样可观。
虽然说大夏严格执行了十五税一的农税，也将各类苛捐杂税都给免除了，但所收得之农税是之前的十倍不止。
这十倍的农税来源于哪里？
一是南方开发程度越来越高，荆湖两路、广南两路、已经被归为交趾路的包括交趾蒲甘等国，这是总量的增加带来的增收；
二是欧阳辩利用土改实现了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并且通过税收的创新，实现税收由朝廷直接对接，而不是中间诸多人上下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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