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迈阿密议会广场的演说被视作迈阿密围城战的拐点。
这场发端于商业阴谋的别有用心的宣誓集会打着自由与平等的旗号，在民权斗士的口中被无限拔高，连带的，就连迈阿密辖境的一系列特别行政也在有心人的鼓吹下被赋予了虚构却极富激励的政治意味。
首先是继承自摩西堡，在近几十年中广泛实践于全佛罗里达的人种平等原则第一次得到了大范围的宣传。
宣传中为了对抗英国殖民地的压力，西班牙以此原则为噱头拉拢了黑人和印第安人，执行的是倡而不践的假政策略。
且这一倡议在英国统治佛罗里达期间已经消散殆尽，直到迈阿密重拾大旗，这才真正把人种平等的空话落到了实处。
其次是参考自美利坚的基层自治。
这项政治创新在美利坚广泛流行于北方的乡镇和社区，在迈阿密其实只进行了短期而且有限范围的推行。
可是宣传中，这一切却反了过来。
美国被形容成手握至宝却不宣于世的守财奴，迈阿密则大刀阔斧地推行着自治，市民的幸福感与对城镇的认同感冲破天际。
最后是私有化的土地开发，更准确地说，是史无前例的私有化城市规划与地产价值开发。
系统规划、组织建成、资金保障、资源供给，迈阿密一日一变的地价被人抬上桌面，与浩荡的移民潮、有序高速的城镇发展和绝高的民众向心力结合到一块，得到了资本和权贵的强力推崇，也被国家力量万分警惕。
这些事情直到四月初才传到洛林的耳朵里，算是后话，肯定也不是战争的目的。
洛林的目的始终都是印第安人。
明面上，这场战争是迈阿密地产开发企划的一部分。一场有份量的胜仗可以充分刺激迈阿密的地价，把城镇的安全宣之于世，吸引更多的人移民安居。
而暗地里，它其实属于更宏观的迈阿密发展规划。洛林希望通过这场战争从根本上削弱印第安人在佛罗里达的统治地位，为迈阿密的发展建设起长治久安的外部氛围。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佛罗里达的印第安人属于塞米诺尔族。
这个由西班牙赋予的族名在西班牙语中原本就是“逃亡者”的意思。
他们的祖先在百余年前大规模地从北美十三州迁移到佛罗里达的大泽区，为的就是逃离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为后代寻找一片能够长久安居的和平之地。
大泽地区易守难攻，又远离白人钟爱的沿海地区，塞米诺尔人在这里繁衍了百年，总人口高达百万，在佛罗里达的人口结构中占据了八成以上的绝对大数。
同为印第安人，他们与北美中部那些自大而闭塞的部族是不同的，与已经放弃了民族独立意愿，主动融向白人世界的米斯基托人也不同。
他们熟悉白人，依赖白人，警惕白人，仇恨白人。
祖辈流传下来的那些浸满血泪的迁徙故事在他们心中塑造出强大的几乎不可战胜的白人形象，与西班牙人相爱相杀的百年时光又让他们从绝望的深处看到了希望。
这希望就是团结。
团结让塞米诺尔人强大坚韧，团结让塞米诺尔人敢于向恶龙发起挑战。
每个生活在佛罗里达的印第安人都知道团结的重要性。
为了争夺牧场、水源等生存资源，他们或许从未停止过小规模的争斗与抢夺，但矛盾一旦上升到部落级别，就一定会有人站出来调和，正因为这种敏感的种族保护，塞米诺尔人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内部战争。
洛林深知想要打破塞米诺尔人在佛罗里达的优势，他首先必须打破的，就是这份惹人厌的默契。
正因如此，当洛林决定让德雷克商会在迈阿密的河口扎根，德雷克商会的智力们就已经开始分析塞米诺尔人。
其团结的根结在默契，默契的深处则是危机。
强大的塞米诺尔人似乎从未真正把自己当成强者看待。
恰恰相反，在与白人的接触中，他们始终把自己放在弱者的视角，就像鹿群之于猎豹，因此才会排外、自卑、惊恐，小心翼翼地探动触手，稍有风吹草动，立刻就想缩回大泽。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民族性，弱者思维。
此外，塞米诺尔人的祖先早年受到英国殖民者的迫害，迁徙到佛罗里达后又陷入长期的与西班牙人的争斗当中。
西班牙是第二个与他们为敌的白人国家，也是第一个与他们结盟的白人国家。
为了抵抗英国对佛罗里达的入侵，争斗中的西班牙与塞米诺尔人结成同盟，但这场同盟最终却又无疾而终，西班牙单方面放弃了佛罗里达，把这片他们共同战斗过的土地拱手让给了英国人。
撇开欧洲大陆的历史背景不谈，仅在佛罗里达，塞米诺尔人显然遭到了西班牙的无耻背叛。
他们无法信任白人。
长达百年的与白人的争斗和纠葛让他们的文明比大陆中部的印第安人更开化，同时又比加勒比海的印第安人更执念于民族与部落的独立。
这是他们的第二个民族性，被害者思维。
洛林由此看出了塞米诺尔人的本质，从此在德雷克商会内部的保密文件里，洛林开始称他们为食草型印第安人。
食草型是一种食性。
拥有这种食性的生物并不会比食肉型生物更容易接近，但他们有自己天赋的弱点，比如目光短浅，容易满足，缺乏攻击性，心性软弱，最重要的是容易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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