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的儿子来拜访，方逢年自然要亲自出迎。马绍光被方府家人领入后宅，看到方逢年在书房门口迎接，赶紧走几步上前施礼道：“下官拜见部堂大人，下官身为晚辈和下属，怎敢烦劳长辈出门迎接？死罪啊死罪！”
方逢年作为马绍光直属上司，能出门迎接实在是给马绍光面子。
方逢年笑着说道：“子恒，这是在家中，就不要用官场那一套了，老夫和你父亲是同年好友，年纪比你父亲小上几岁，你叫老夫叔父即可！”
马绍光听方逢年这么说赶紧改口，口称叔父。
方逢年拉着马绍光进入屋中，家人奉上茶水，方逢年问道：“子恒，这一路上可辛苦？”
“叔父，长江以南一副太平光景，但是过了扬州就有些衰败，北方几个城市还没从战乱中恢复过来。不过这一路上倒是平安，并没有什么匪徒！”
方逢年呵呵一笑：“这是自然，神武十年开始，皇帝将北方各省赋税分成减为三成，也就是地方留七成，这所有钱都用来组建地方巡检司，保证各省地方平安，钱投下去了自然会有效果！”
方逢年作为主管全国赋税的尚书，自然熟悉全国赋税运转情况，看到马绍光不了解，开始为他详细讲解明代赋税。
明代赋税和后世近似，也分为地税和国税两种，只不过叫法不一。明代将国税称为正赋，各地的夏赋秋赋、征收的漕粮、还有晚明设立的三大饷，这些都是正赋。
当然钱都交给国家，地方政府也需要运作，所以在明代初期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是七三分，也就是中央拿走正赋的七成，地方留下三成用于地方政府运营。
这种政策在国朝初期还算不错，因为元末人口大量死亡，地方也没有什么地主，所以国家还是能收上来很多钱，中央和地方都可以保证平稳的运作。
可是到了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后发生变化，国家对蒙古从攻势变为守势。守卫总比进攻要花钱，所以中央开始逐渐将分成比例提高，到了万历后期为了镇压各地叛乱更是直接取消了分成制度，所有正赋都要归到中央。
按理说明朝中期经过上百年的和平，各省人口剧增，人口增加了赋税也应该多了，为啥赋税还不够用了呢？很简单，人口增多读书的人也变多了，这些人都是不交税的。
除了这些还有各省的土地兼并，官员的增多各地的大地主也增多。这就导致了流民越来越多，各地活不下的流民起义规模也越来越大，朝廷疲于应付，财政支出越来越大，只得加重赋税和徭役。
原来在北方“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时已全部征收赋税。正统元年，朝廷把江南诸省的田赋大部分折征银两，叫作“金花银”，规定米麦每石折价二钱五分。成化时又增为一两，这就使农民的负担比以前增加了三倍。在这个时候加税，无异于饮鸩止渴，虽能解一时之渴，却会危及生命。不过朝廷的统治者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农民打一石粮，交给朝廷的赋税达到八斗。一些农户，今日缴税，明日借贷，已经无法生存。交不起税，就得卖儿卖女，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流亡。宣德时，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流民，正统时，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人不下十余万户。天顺成化间，流民的数量超过一百万。有的地区人口“逃亡过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所抛荒的土地“少者千百余亩，多者一二万顷”。
明朝政府通过里甲、关津、禁山等措施防止农民的流徒，有时甚至展开残酷的镇压。然而在流民的队伍里，藏有武器，有秘密结社的组织，也有自己的领导人，于是流亡的斗争形式便发展为武装的起义。
当年朱元璋因吃不饱去当了和尚，还是无法生存，就投了义军，终成一代帝王。具有讽刺的是，他所期望的理想社会没有到来，不过几代人的时间，他的后代也给百姓带来了同样的流亡生活。流民，成为明朝的心腹之患。他们没有成为资本主义萌芽下的自由民，而是成为起义军源源不断的兵源。土地兼并严重的湖广、福建、江西，税赋较重的浙江、四川、山东都先后发生了小规模的起义。
明中叶的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使得明朝政府在嘉靖初年不得不在政治上作一些适当的改革，实行了减轻租银、整顿赋役以及抑制宦官、裁撤锦衣卫校尉等等措施。
但是由于贪污的盛行和庞大的军费支出，造成明朝财政的困难，政府“每年所入二百万之额，不能充所出之半”。嘉靖三十年，明朝政府于南直隶、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叫作“加派”。嘉靖三十六年又在江南等地增役银四十万，叫作“提编”。以后又出现了箕敛、派括、算税契、折民壮等等加派的名目。豪绅地主有特权免赋免役，贫苦农民的生活更加痛苦，流民更多，起义更繁。明朝到此时，已是风中柳絮，飘摇不定。
在明朝面临即将危亡的时刻，历史给朱家王朝一个机遇，把一个叫张居正的人推上了政治舞台。作为一代名相，张居正爱美女、尚奢华，看上去，全没有明代名士的气节。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文字中，也看不出文章大家的风味，倒是有实干家的意味。张居正一生功勋，首推改变赋税制度的“一条鞭法”，使得明政府的财政状况大为改善，并给后人留下宝贵的遗产。现在朱宏三在江南推行的新法，也不过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的加强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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