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建国之初，本是适用女真族不成文的习惯法，灭辽吞宋后，大金广采隋、唐、辽、宋法制，编成《皇统制》，于熙宗皇统五年颁布。后经数次编修，于章宗泰和元年编成《泰和律令敕条格式》，其中包括以《唐律疏议》为蓝本的泰和律义80卷、律令20卷、新定敕条3卷、格式80卷。
无论《皇统制》抑或《泰和律令敕条格式》，在沿用唐宋刑制的同时，还保存了原女贞部族的极为残酷的刑罚手段，体现了浓厚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许多不人道之处，骇人听闻。
殴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
僧尼犯奸及强盗，不论得财不得财，并处死。
……
对于金朝旧有律法，完颜康早就看不顺眼，在两年之前，他就与公孙玉长谈数日，让其酝酿编撰新法。
这次大军入京之后，公孙玉携编好的新法草稿呈与完颜康，完颜康每逢闲暇时就招来徐道胜、范俊平、欧华等文官，一同商定新法。
革新法典第一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革新法典第二条：国家倡导言论自由，百姓不以言获罪。
革新法典第三条：本法的基本任务，是用刑罚惩处一切犯罪行为，以保卫国家安全，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这三条原则性规定，定下了革新法典的主基调。
自秦朝商鞅变法以来，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等说法就一直存在，但在历朝历代当中，却是从未出现过处分天子犯法的实例。
对于完颜康这位新科皇帝而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规定相当于自缚手脚。若不是徐道胜等人与完颜康相处十数年，绝不会相信这条基本原则出于完颜康的授意和坚持。
对于臣子而言，皇帝自我收束权力，自然是乐见其成的。但对于第二条，众人却是颇有意见。
范俊平提出意见：“乱世本当用重典，若不管控言论，只怕于江山社稷无益。”
完颜康并未正面回答，反而岔开话题：“我以为，华夏的思想和文化在春秋战国时，已达巅峰，自秦汉往后，不过循环反复，甚至有走下坡路的迹象。诸位怎么看？”
徐道胜以往同完颜康探讨过这个问题，完颜康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当是时，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可谓盛况空前。
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数得上名字的学派近两百家，各类著作达到四千多篇，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较为著名的也有十家。儒家、道家、墨家作为三大主力学派，在不同时期都曾作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
而在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正统思想，之后千年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再无发展。
对这等想法，徐道胜初时如何能认同，但完颜康只问了一句，就让其哑口无言起来。
“先生，四书五经，均出自何时？”
四书分别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论语》与《孟子》不必赘述，本系孔孟及弟子之作。
《大学》为春秋战国时期曾子所作，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项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向来为儒家学子所崇尚。
《中庸》为战国时子思所作，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到后世之时，博学、慎思、明辨、笃行这几句话都成为名校的校训。
五经之中，《周易》相传为周文王所著，《春秋》成书于孔子之前，《诗经》传为孔子编撰，《尚书》成书时间已不可考，但学者一致认为成书在孔子之前。
五经之中，唯一成书较晚的，就是《礼记》。《礼记》成于汉武帝后，主要记载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等等，其文章中亦是以追慕先贤之道为主。
四书五经乃是儒家的必读之书，亦是之后千余年科举考试的必考书目。然而这些著作，绝大部分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唯一成书较晚的《礼记》，亦是追慕先秦思想，这些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足以说明问题所在。
管控言论，禁锢思想，可能在短期内上对统治阶级颇为有利。但是长远而言，无疑自断脊梁，扼杀民族和国家的生机。
完颜康两世为人，对此深有体会。
徐道胜经过点拨之后，得闲时常常思虑古今得失，也深以为然。
完颜康此时抛出问题，范俊平等人呐呐不能答。徐道胜及时站了出来，阐明了开放言论的意义所在。
众人纷纷沉思起来。
原则既定，《革新法典》的细则，多是按照公孙玉编好的草案定了下来。
《革新法典》编制的部分法规，与《皇统制》和《泰和律令敕条格式》有雷同之处。比如故意杀人，当处死刑，抢劫、偷盗等罪名如何处刑，也与旧法相差不远。
除此之外，《革新法典》还创设了许多全新的罪名，比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掩饰、转移、隐瞒犯罪所得等等，让公孙玉一时也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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