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不管是殒身不恤、杀身成仁的吴樾、徐锡麟等人，还是破衣敝屣、奔走革命的陶成章等人，陈文强打心里是敬佩，是尊重的。
很简单，他做不到这样的激情，这样的忘我，这样的不顾一切。
但敬佩和尊重并不代表着崇拜和服从，因此陈文强对北辰是敬而远之，实在是因为北辰过于强势、固执，或者说是专横、不知妥协调和。
一个人不可能是神，却认为自己是神，或乾认为自己是始终正确的，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人既然不是神，无论多么英明、智慧，也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而当他的周围没有人敢指出他的错误，或者说他根本不会听的时候，一个普通人也还罢了，一个领袖却会造成一场灾难。
一个人的意志，就是团体的意志，一个人的行为，就是团体的行为，一个人的愤怒，就是团体的愤怒。那这个团体就会在两个极端摇摆，或是一举成功，或是一败涂地。显然，风险却是大于机遇的。
宋复华则不同，他勤奋好学，理论知识扎实，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也适应和理解妥协调和这样的政治手段。所以，推他作为领袖，把他塑造成职业革命家，比较符合陈文强的思想和习惯。
没有谁能让陈文强俯首贴耳、绝对服从，不信权威的思想已经深入他的头脑，而这种思想则贯穿于他的行动之中。
北辰也好，黄兴也罢，陈文强能争取便争取，不能争取便顺其自然，反正革命不是离了某个人就玩不转，更没有谁是真理的化身，是革命的代名词。
况且，此时招聚东京同盟会成员，统合革命力量，正是一个好时机。
机会不是陈文强创造的，而是同盟会内部门户、地域矛盾的总爆发。反对北辰最力者为章太严和陶成章，其他则多以江浙、湖湘人士为主，既是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也是地域差别对北辰只注重在南方沿海地区发动起义的不满。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北辰的强硬和过于自信，他对劝他向东京本部引咎严词拒绝，复函“谓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同时又是断绝东京同盟会的经济来援，又另起炉灶，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还派汪精卫回东京另出《民报》，实在是火上浇油。
说到北辰的过于自信，则是陈文强从工商经营方面所看出的大问题。一个品牌要打响，那不是平白无故的，是时间，是宣传，是打造，才能深入人心。而中华革命党算什么呢，北辰显然过分高估了自己在革命领域的德高望重，觉得自己登高一呼，便会应者云集。同盟会完全是靠着他的影响，才能发展到如今这个规模的。
历史上北辰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南洋同盟会各分会积极响应，统统改名为中华革命党，可是这个新名称，民众并不怎么认可。无奈何，他又重新拾起了同盟会这个壳，继续经营。
但现在，一错而不可挽回，陈文强机敏地抓住了这个空当，中华革命党没有什么影响，东京同盟会又是人心涣散，若走民主程序，东京同盟会中倒孙力量还是占有多数的。
这一点，黄兴看出来了，他必须做出选择。一是继续维护北辰，保住同盟会这个品牌，但分裂不可避免，实力大损也是眼见的事实；二是应东京同盟会众人之请，召开特别大会，罢免北辰，由自己接任，然后再率东京同盟会与复兴会实现联合。
不管怎么选择，在这场名为联合，实为收购的行动中，复兴会凭借雄厚的实力，占据主导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形势很严峻，不仅仅是复兴会将要采取的行动，东京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已经难以挽回。以陶成章等人为首的光复会是其一；还有焦达峰、刘公等人正在发起一个有实力的团体“共进会”，要与同盟会分道扬镳；谭人凤等人亦要会召集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组建所谓的中部同盟会，以全力推进长江流域革命运动。
经过痛苦又矛盾的思考，黄兴终于还是不肯陷自己于不义，第二天便转告陈文强留在澳门的联络人。他采取的是一种消极回避的策略，既不回东京召集会议讨论以代总理之职，也不阻挠东京同盟会会员的个人选择。换句话说，他就是顺其自然，不管不问了。
当然，黄兴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是对东京同盟会的一种放纵，也是一种放弃。要知道，在同盟会中，华兴会会员成为骨干是不争的事实，而兴中会则没有一个会员成为著名人物。黄兴这个原华兴会会长不压制的话，倒孙风潮便不可收拾。
“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愚才浅名薄，实难堪大任，亦不忍见诸同志反目成仇，决意投身沙场，以血鉴吾心。凡此皆非为个人，实为大局。盖吾人矢志革命，未尝依一人，亦不以某革命团体势大而转投他效，实为革命此唯一目的也……
“此前数次起事袭击，虽有所获，实不能使清人大创，徒欲使人知革命党可畏耳。愚意当储蓄财用，得新式枪械三千枝，机关枪两三门，或可下一道州府，然后四方响应，群力以仆之，若数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焉能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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